前推特董事李飞飞出自传避谈两件事

【人民报消息】今年4月，大陆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前推特董事会成员、美籍华裔李飞飞的自传《我看见的世界》（《The Worlds I See》）。根据出版社的介绍，李飞飞在书中回忆了自己从底层移民成长到顶尖科学家的经历。这本书既是李飞飞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人工智能发展史”。不过，自传中没有提及的是李飞飞与中共的关系。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李飞飞，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后担任谷歌前执掌中国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据大陆媒体报道，2017年底，谷歌开发者大会在上海开幕，谷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发表演讲，她宣布谷歌人工智能中国中心正式成立，希望“这成为我们致力于中国AI研发的长期研发的重要一步”。不知是过度的单纯，还是完全分辨不出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中国和中共的区别，认为“AI（人工智能）没有国界”的李飞飞选择了一条帮助中共发展人工智能之路，而其对谷歌其他高层的影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李飞飞所言，她不仅会负责中心的研究工作，也会统筹谷歌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谷歌大脑以及中国本土团队的工作。其职位不可谓不重要。正如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所言，谷歌的行为是虚伪的，“谷歌在中国有人工智能中心，任何在中国人工智能中心的技术最终都会被中国（共）政府得到，最后被中国（共）军队得到。” 事实上，清华人工智能研究项目就是中共军委指定“军民融合”的重点项目。对此，我们不知李飞飞是否是揣著明白装糊涂，并心甘情愿为打著中国名义的中共政权效力。其演讲中使用中共最高党魁提出来的热词“不忘初心”是否也表明了一种态度呢？不知是否是巧合，2020年，李飞飞担任推特独立董事后，推特除了关闭帐号、限制流量和被动掉粉之外，初期盈利计划中，中文帐号与英文帐号收入出现巨大差异，不少网友因为谈及中共等敏感问题被封号，国内网友则被“喝茶”。据说这极有可能与李飞飞有关。在马斯克收购前，推特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独立公正的平台，外界批评其对美国的保守派长期进行不公平的审查，动辄封杀他们的言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推特封杀拥有近9,000万粉丝的前总统川普的账号，因此曾有评论人士认为推特正试图推行“奥威尔的《1984》式地控制全球叙事”，一点也不过分。推特被马斯克收购后，更名为X平台，包括李飞飞在内的不少人或辞职、或被裁，推特逐渐恢复了以往推崇言论自由的状态，中共对X平台的影向在削弱，但似乎并未彻底根除。 2009年，中共为向世界发出中共的声音，投入450亿人民币，推出了一项“大外宣”计划，除了收购、收买欧美当地媒体外，还推动中共官方媒体机构向国际扩张，并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购买粉丝，甚至直接渗透海外媒体和社交媒体，影向媒体，推特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种状况依旧存在。除了对自身与中共关联少谈或避而不谈外，李飞飞自传中谈到了父母，却刻意忽略了其祖父，其祖父正是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那个在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饿死一千万人的祸首。在上个世纪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大地上，曾发生了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惨剧。当时在城市，老百姓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邨，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这样骇人听闻的惨剧难道真如中共所言是由于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吗？当然不是。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虽然那三年并非是风调雨顺，但仍属于正常年景。至于苏联逼债，更是无稽之谈。根据荷兰学者冯客的研究成果，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资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除了体制和毛的责任外，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掩盖大饥荒真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可以说，他们的个人责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死亡率。他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而他们也都是在“庐山会议”上猛烈攻击批判“大跃进”的彭德怀的高官。据大纪元专栏作家林辉在《掩盖大饥荒真相五省书记罪责难逃》一文中写道：李井泉是于1952年任四川省省长和省委第一书记的，直至1965年。其在主政期间，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如他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毛对此曾夸赞过李井泉。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李井泉不顾四川粮食储备少的情况，依旧全力完成中共中央下派的粮食征购任务，三年共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但四川省却造成了大量民众被饿死的惨况。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的附录上写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减是一千万人。通常，在人口不迁徙的情况下，人口减少必然是死亡的人数超过出生的人数。人口减少1000万，可见死亡人数不止1000万。虽然这里面不一定都是饿死的，但在“天府之国”的四川饿死6百万人仍骇人听闻。对此，李井泉并不在意。1957年7月庐山会议前，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隐瞒灾情成功，甚至没被列为灾情严重省份——最初只有河南、甘肃、山东和青海四省被列为重灾区。其后因高层收到举报信，李井泉的问题被曝光。但与其他省份处置不同的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李井泉只是做了检讨，并未被追究责任，而且他至死也没有表示认错。与他同时任职的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副书记廖志高曾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向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井泉被打倒，其罪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并被关进监狱，惨遭迫害。他的儿子申再望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道：“1972年，我们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 不仅如此，与李井泉相濡以沫28年的妻子、四川省轻工厅厅长肖里，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1967年，李井泉的二儿子李明清在学校遭到几名学生暴力殴打，因体弱多病且患有心脏病，最终离世，年仅23岁。 1989年，李井泉在北京病逝。据有人回忆，从文革至其死，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也是，因其被饿死的几百万人冤魂能放过他吗？而这焉知不是天理昭彰！这也就难怪李飞飞避而不谈了。 △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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