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11月15日，2023年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峰會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San Francisco）舉行。在APEC峰會期間，美國總統喬‧拜登與中共黨魁習近平舉行雙邊會晤，會後宣布雙方達成了多項協議，涉及從芬太尼到人工智能等多個主題。然而，我們從以往的經驗中得知，什麼時候與中共達成的協議才算是真正的協議呢？
從歷史上看，美國兩黨和各時期總統的一大痛點就是中共政權似乎無法遵守其達成的任何協議。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開始，從小布什到拜登，歷任總統都抱怨中共似乎拒絕遵守與美國達成的協議。正如一位談判代表在談到與中共達成協議時所說的那樣，你與中共達成的不是一年的協議，而是365個一天有效的協議。
唯一令美國可能感到稍微好受的就是，中共不僅對美國如此，對所有其它國家都一樣，在執行協議方面表裡不一。由於中共對菲律賓專屬經濟區領海內的島嶼提出主權聲索，菲律賓對這場隨時可能加劇的衝突非常頭疼。而就在此之前的2015年，習近平與時任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達成協議，宣布中共不會將南海軍事化。
除了中共政權不會執行任何國際協議之外，達成協議的承諾也成為了一種潛在變化的談判策略。中共政權非常了解談判對手的迫切心情，同意成立委員會或工作組作為可以交差的談判成果，而不是具體行動。中共談判代表的一個常見策略是要求以實際、具體的讓步換取成立一個沒有實際成果的聯合工作組。最終，中共的伎倆往往得逞，以看不見的承諾換取了對方看得見的讓步。
那麼，這次拜習會宣稱達成的協議，究竟取得了多少實際成果呢？
答案是很少。
雙方協議的最大亮點涉及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共拒絕合作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的抱怨。拜登政府大肆吹噓了這個「協議」，然而唯一的實際成果是中美執法部門恢復了溝通。就連拜登總統也承認，中方曾在2019年做出過同樣的承諾，但四年後並無實質性改變。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恢復雙邊執法溝通的交換條件，拜登政府將中共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IFS）從遭到美方制裁的實體名單中刪除。因此，拜登政府以刪除一個與新疆種族屠殺有關的中共國家機構這個實際讓步為交換條件，恢復了與中共執法部門的會談。這似乎算不上什麼談判成果。
中共政權就其與華盛頓達成的協議發布了一則公告，該公告似乎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下表面工作，與其說是為了打擊國內不法生產商，不如說是為了警告國內生產商要特別注意美國的執法行為。公告提醒中國居民注意禁止生產毒品的相關法律，同時還敦促中國生產商提防「海外執法機構的『長臂管轄』和『釣魚執法』」。換而言之，中共宣布不採取任何行動，而且提醒國內生產商注意他們在芬太尼製造方面出了名的寬鬆法律，並提防那些鬼鬼祟祟的美國執法結構。難道這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協議成果嗎？
鑒於中共政權長期以來不遵守正式或非正式協議的糟糕記錄，美國和其它國家應該如何推動中共履行協議、執行協議或向中共政權提出異議要求呢？
首先，要對不遵守協議的行為迅速施加有形代價。無論是與公司的爭端、人質外交，還是涉及南海主權等國家行為，中共總是試圖說服對方推遲付出代價。這可能來自應對威脅、遵守規則的承諾，也可能僅僅是尋求進一步談判。然而，長期以來，中共政權從未因其不良記錄而受到懲戒。只要它知道自己的行為不會付出實際代價，它就沒有動力去改變自己的不當行為。
其次，交易只能以有形換有形。拜登政府用現在將中國國家實體從制裁名單中除名的實際利益換取了對方未來合作的承諾。中共政權沒有需要合作的強大動力，可以一拖再拖。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以有形換有形，交易雙方應展現出明確的合作模式，並減少芬太尼的生產，然後再將中國機構從制裁名單中除名。可驗證的有形行為會得到可驗證的有形回報。由於恢複制裁的難度很大，在沒有對方保證的情況下現在提供利益與在核實後取消制裁，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對稱。
在中國的商界精英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老話：交易不是在合同簽署後握手成交的，甚至也不是在資金轉移時成交的，而是在資金進入離岸銀行帳戶時才算成交，攥在手中的才是利益。美國政府或商界談判人員最好記住協議在中共黨文化裡的確切含義，以避免未來摔更多的跟頭。
作者簡介：
克里斯托弗‧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賴特大學（the 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的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等。他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外交政策研究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後來移居美國。
原文： What a Deal With Communist China Mean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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