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導演的天安門自焚被揭露是人爲製造的僞案。分析2001年天安門自焚事件的影片《僞火》（False Fire）揭開天安門自焚疑案之謎，2003年11月8日獲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人民報消息】「因爲這個（活摘佛法修煉羣體法輪功學員器官）本身對良心、對內心也是衝擊蠻大的。」 浙江大學附屬醫院的鍾醫生選擇了可以遠離器官移植的工作。 在工作幾年之後，對國內醫療體制不太認同的鍾醫生，最終出了國，「因爲我覺得，在國內這個環境讓我感到很窒息，所以我就出來了。」 ◎初到國外 鍾醫生是辭去國內工作出國的，隨後開始參加了一些民運活動，包括「十一」期間的系列活動、一些研討會，以及最近關於香港反送中的集會等。 他也擔心國外有中共安插的特工去監視海外華人和中國留學生，「其實心理壓力肯定是大，你即使是到了自由世界，你還是慌的，你的家裏人還在國內，這個你沒辦法。」 ◎「人保持善心很重要」 不管做醫生還是做人，鍾醫生認爲，「我覺得每個人內心本身是有一個良知在的，你要做的是怎麼讓它保持下去，而不是把它給泯滅掉。」 「可能在國內你待久了，各個方面的壓力，包括生活所迫，有的時候就不得已做違心的事情，做多了，慢慢慢慢人可能就變得麻木。」 他強調，「最重要的是人不能變得麻木」，「如果你能保持內心的良知存在的話，很多事情好像就會變得很順利一樣。」 他相信好人會有好運，「你看我到了這邊，（簽證）快要超期了，那個offer就拿到了，恰好這個時間點都好像算好的，好像冥冥之中有所安排一樣，這個很難講。所以我就覺得人保持善心很重要、很重要。」 ◎思想轉變是很痛苦的過程 從國內來到海外自由的環境中，在各種集會場合與不同的人溝通後，鍾醫生希望把國內的情況多向外界介紹一下，讓海外能更多了解國內青年一代人的情況。 就他自己而言，在思想上的轉變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經過一個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在剛開始「翻牆」（突破中共的網絡封鎖）時，鍾醫生也不敢相信所看到的，「因爲一開始信息量太大了。」學理工科的他，不會輕易確定也不會輕易否定所看到的，「先持懷疑的態度，但這件事情（活摘器官）我就記住了。」 他表示，當知道的消息多到一定程度時，就可以確定哪個是對的、哪個是不對的，這是要有一個過程。 當徹底地不相信共產黨那一套的時候，他說：「當時大概有個三四天，整個人是一個恍惚的狀態。就看周圍的人都覺得不一樣了，原來他們和我好像已經不一樣了。」 他描述當時自己的那種感受，「就是有一點像《黑客帝國》裏面已經覺醒的人了，看了後，（發現）原來是這樣的，但是你看周圍的人都還矇在鼓裏。但你知道你去直接和他們說，他們是沒有辦法懂的，你直接跟他說、和他辯是辯不回去的，他們是接受不了的。」 他推己及人地表示，「當一個人第一次知道真相之後，他心裏其實是痛苦的，很少有人說：『啊，我知道真相，我很高興。』（他）一定是痛苦的。」「好像你要強行地灌輸給他一些讓他痛苦的內容，他內心一定是排斥的。」 ◎中共讓人們甘於在井底 作爲曾經的國內精英一族，鍾先生也知道，「現在國內很多人覺得國內那點就夠了，因爲國內，包括娛樂、休閒啊各種方面，它已經把你的注意力給塞滿了。」 「它（中共）就用這種方法讓你們想要知道外面世界的慾望就降到最低，讓你們覺得甘於在井底就夠了，沒有必要再出去了。」 對國內青年人而言，翻牆了解真相的代價也高，「現在牆又特別高，又有各種直接的阻力。翻牆翻得不好，也容易暴露自己，翻牆現在也是一個危險的動作。」 他感嘆，讓國內人了解真相很難，「更多的人可能不願意爲了一個自己看到的可能會痛苦的事情，還要再去冒風險，這很難的，真的是很難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培養他的一種求知慾，還有怎麼讓他慢慢自發地去找。」他說：「那麼可能要通過一些委婉的手段，慢慢地，可能要暗示他們一些事情，『唉？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事情好像不太對……』可能要一步一步，這樣子。所以挺難的，因爲我個人也是一步一步才慢慢轉變過來的。」 他認爲，當翻牆的難度降低，「可能也要經過若干年持續地保持這個信息（事實真相）的輸入，那國內的人才會大部份清醒，所以我覺得是任重道遠。」 ◎「《僞火》對我衝擊最大、讓我轉變最大」 鍾醫生用自由門翻牆，一步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認知。「當時看了一個紀錄片──《僞火》，那個是對我衝擊最大、讓我轉變最大的。」他說。 「天安門自焚」事件發生那年，他還在讀小學，但中共鋪天蓋地的造謠宣傳連他這樣的小學生也不放過，「當時還在看動畫片，一天下午突然動畫片就斷了，然後就開始放怎麼怎麼……當時覺得很害怕。」他說。 如全國所有小學那樣，鍾醫生當時所在的小學也組織所有小學生參加「聲討」法輪功的徵文比賽。 「小學生怎麼可能去寫呢？」他說，大家就抄，即使大篇抄新華社評論員的文章，老師也高興，「有的人寫了很長一篇，後來一看，這個話小學生根本不可能寫得出來。」 「當時我們一直確實以爲他是自焚了。」他說，「但我後來看到那個紀錄片，有很多無法辯駁的那些漏洞，包括視頻回放，那就瞬間擊碎了（謊言）……因爲當時看這個的時候我就已經對國內很多事有所懷疑了。」 「如果只是懷疑，沒有確鑿的證據的時候，還是不願意相信國內很多都是假的。」他說，「那這個東西（《僞火》紀錄片）等於是說有很多確鑿的證據說明，我當時就覺得這個黨可以爲它的政治需要不顧一切地來做這種事情（假自焚），我當時就對它失去希望了。」 《僞火》2001年由新唐人電視臺製作，獲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記錄了2001年1月23日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一個由中共自編自導的「法輪功學員自焚求圓滿」僞案。該世紀騙局煽動起十幾億人的誤解和仇恨，漏洞百出，已被聯合國備案。 不過時至今日，「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品德與社會》五年級上冊還在持續使用「天安門自焚」僞案，繼續對學生進行仇恨宣傳。 ◎「國內新聞越來越不靠譜」 通過對中共炮製的「天安門自焚」僞案的了解，鍾醫生進一步認清了中共的造假宣傳的套路。 他認爲，「我就覺得既然這種（假自焚）事情都做得出來，那我爲什麼要相信現在這個新聞。現在的新聞也完全有可能是因爲需要而捏造的。」 以致他不管碰到什麼新聞，首先想到的是在牆外看一看，與國內新聞比較。他說：「這個行爲做得越來越多的時候，發現（國內新聞）就越來越不靠譜。」 「現在就已經不靠譜到什麼程度？國內的假消息已經到什麼程度了？就是任何一個國外突發的新聞，國內都不會第一時間知道，大概會隔個三四天之後才知道。」鍾先生無奈地表示，「突發新聞有可能是跟它之前的宣傳不符，它經過三四天上下協調，就是高層要以什麼角度去報這個事情，它要過了之後，統一一個通稿出來，大家都按照這個來。」 在不斷比較國內外新聞報導的同時，他發現中共報導新聞時，是用打「時間差」的方式來統一宣傳口徑。 他舉例說，在近期的香港新聞的報導上，中共就是使用這個方式。 他說，「當時國內你在羣上講『香港』兩個字都不讓發，然後後來它通稿成了之後，就可以大片地發了，那發出來的都是統一口徑的。」 「這個太明顯了，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了，太明顯了。」他說，國內的突發事件就更不用說了。 他表示，國內人還以爲自己和國外是同步看到新聞，其實不是。 「國內的人他並沒有注意到中間有一個時間差，他可能覺得他也是剛剛知道，在他看來，他看到的東西就已經是真相了。」他說，國內人還會有想法，「『你們國外人知道的事情我們國內人也知道呀，只是我們知道的和你們知道的不一樣，那憑什麼你們說的就是對的，我說的就是不對的』，他沒有發現它中間一定有一段時間差的。」 鍾醫生也嘗試着想讓國內的人多知道一些真相。他談到自己與他們的互動經驗，「有的人一看就是遭受洗腦比較深的，那麼就可能不太會去說。」 「但有些人，你從他言論當中發現其實他是有一點民主的萌芽的，這個時候就可以和他聯繫，那麼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事情都跟他說，也要慢慢慢慢跟他說一些，後來他會堅定他自己內心所追求的一些東西。」 他羨慕香港的年輕人，他們從小就生活在自由社會，從小被培養民主意識。「中國就沒有從小培養，甚至是從小反着培養，那你要再掰過來就很難。」△

大陸醫生親歷不尋常器官移植手術(上)(多圖) （大紀元記者肖靜、姚久仁獨家採訪報導，原標題爲《原大陸醫生：我爲何遠離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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