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文獻《爲吏之道》，讓我們得以一窺先秦時期對吏治的重視和對官員的具體要求。

【人民報消息】中國古代爲官者除了要敬畏天地、秉承聖人教誨修身、修心外，自然也還有一定的做官基本守則，即官箴。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秦代竹簡中，就有官箴文獻《爲吏之道》，讓我們得以一窺先秦時期對吏治的重視和對官員的具體要求。 《爲吏之道》開篇即說爲官者必須正直、潔身自好，還要謹慎堅定。審察時要公正無私，微小處要細緻明察，處理事情要冷靜不要嚴苛，要賞罰分明。雖然外表莊嚴剛猛但不能殘暴，行事廉正但不傷人，不要一味的想壓過別人，不要憑意氣來判斷事物。對人要寬容忠信，平和而不抱怨，改悔過去的錯誤後不要重犯。對下屬慈善不要欺凌，對上司敬重不要以下犯上，要多聽他人的勸誡，不要偏聽偏信。要知曉百姓的能力，並善加使用，通過自身的辛勞做百姓的表率，用公正的方式來矯正百姓的錯誤。要經常反省自己，遏止私慾。 簡言之，廉潔正直、寬容、忠信、慎言慎行、敬上都是爲官者要做到的。 其後，《爲吏之道》明確點出爲官者有「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爲善行、恭敬多讓。如果五者都具備，必有大賞。除了五善，有五種爲官者的不當行爲，即奢侈超過限度、驕傲自滿、武斷、不敬上並越權行事、輕視士人而以錢爲貴，因此要「戒之戒之，謹之謹之，慎之慎之，綦之綦之」。 先秦後，歷代比較有名的官箴，還有五代後蜀的《戒石銘》、北宋陳襄的《州縣提綱》、南宋呂本中的《官箴》、元朝張養浩的《爲政忠告》、明朝郭允禮的《官箴》和清朝彙編的《嘉官快捷方式》等。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戒石銘》，可以說宋金兩朝無論哪級衙門前都豎着一塊石碑，上邊書寫的是「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十六個大字。大意是爲官者本已有俸祿，卻還要去搜刮民脂民膏，雖然天底下的百姓是好欺負的，但上天的神明卻是難以被欺騙的。其暗含着對官員的警告，即警告官員切莫貪腐，不要魚肉百姓，否則會遭到上天的懲罰。其後幾個朝代內容雖有修改，但大致意思差不多。 這十六個字摘自五代後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戒百官文》或《頒令箴》。孟昶一方面生活十分奢侈，但另一方面在政務上則努力效仿唐太宗，整頓吏治，法辦了一些橫行不法、奪人良田、占人家產，對百姓橫徵暴斂的官員，包括宰相張業。爲了勉勵官員奉公守法，他寫了這篇官箴。其後，偏安一隅的後蜀致力發展，免於戰火波及。後蜀滅亡後，孟昶全家被遷往東京開封，當地百姓一路哭送。 北宋初步統一後，宋太祖、宋太宗「親見五代貪吏恣橫，民不聊生」，遂採取一系列懲治貪污腐的措施，對犯者「用重法治之」。宋太宗令詩人黃庭堅手書，御製《戒石銘》，將十六字刻在石碑上頒佈天下，立於各級署衙之南、儀門與大堂之間，正對大堂門，或建石坊以明之，或建亭榭以覆之，讓官員時時可以面對，以示警戒。洪邁《容齋隨筆》中說：「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戒石銘》自此成爲各地官署衙門必備形制，也成爲官員們的座右銘。 歷史上還流傳着黃庭堅與《戒石銘》的故事。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著名文人蘇軾被貶湖州，而受蘇軾之事牽連，黃庭堅也被貶到吉州太和縣任知縣。黃庭堅上任後，發現當地由於推行青苗法，以種田多寡定稅賦，農民害怕種多稅多，轉而經商者、欠稅逃役者、淪爲盜賊者爲數衆多，獄中已人滿爲患。 於是，黃庭堅在第二天召集下屬訓話：「昨日巡視農耕桑種等情況，深感民生之不易。庭堅讀《貞觀政要》，唐太宗對羣臣說，爲臣之道，須是先存活百姓，若損害百姓以奉養其身，猶如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故爲官當思治國之本，一舉一動若有擾民傷民之嫌，均應謹慎行之、戒之。自唐朝以來，郡縣均立有戒石，便是取意於此。今本官重立戒石於縣衙大門前，起警示作用。蜀後主孟昶有戒石文，太宗摘錄其中『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數句以戒羣臣。庭堅自爲官以來，常有自愧之感。今取此數句，刻於戒石上，欲諸位以此自勵自勉。」 說完，黃庭堅取來筆墨紙硯寫下了那十六個字，並隨後令工匠刻於戒石上，並用硃砂描紅，使之醒目。而在任期間，黃庭堅也是身體力行，整頓吏治。太和縣爲之一變，百姓安居樂業。 明朝的《水滸傳》第六十一回中對此內容也曾提及：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這說明當時《戒石銘》流傳很廣。 北宋滅亡後，金朝統治北方，仍沿襲宋制，將《戒石銘》立於各級官署前。宋金以後，官署衙門前仍立有《戒石銘》，但其內容、位置都有所不同。元朝時，文人徐琰曾將宋太宗的銘文改爲：「天有昭鑑，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法。」明清兩代則直稱爲「戒石」。 歷朝官箴和立於衙門中的《戒石銘》，應當說對於官員廉潔自律、自我約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參考數據：《秦簡〈爲吏之道〉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戒石銘》、《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