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至9世纪时日本派出遣唐使使节，为期长达200多年，使盛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广为传播。

位于日本奈良县的唐招提寺，是唐代高僧鉴真法师亲手兴建的佛教寺院， 已被列入日本国宝和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众多中日文化交流下历史文物之一。

【人民报消息】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经济领袖会议上，中日双方领袖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10日举行30分钟的双边会谈，表明将推进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并建立预防钓鱼台海域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展现出要让中日人民交好的政策。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导，习近平在会中表示，中日相互为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及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回顾中日互动的历史，渊源已久。特别是在盛唐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至长安，学习各种典章文物，给日本的文化带来极深远的影响。 618年，唐朝建立后，国力强盛、各方来朝。630年到894年近200多年间，日本向唐朝先后正式派遣唐史20余次，除3次“送唐客使”、1次“迎入唐使”和2次未能成行外，实际入唐14次。日本的遣唐使节团成员从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到500人左右，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学生、学问僧，在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特别是留学生进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唐文化，据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记载，”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无不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从上层的政治制度、律令，到经济、文化、宗教、建筑等文物，几乎“全盘唐化”，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譬如，公元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诏“改新”。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效法唐初的均田制、租庸调（税）制：不仅名称均与唐朝相同，具体条文也颇相近。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与唐朝中央的三省、六部制极为相似。而日本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初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 此外，“大化改新”所颁《大宝律令》，效仿《唐律疏仪》而成，其中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 420余条。而《大宝律令》也成为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同时，日本才正式有了国名和纪年，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在宗教文化方面，日本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甚至下诏造大佛塑像。由于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还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在建筑文物方面，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保存的许多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都来自唐朝。被日本视为国宝的唐招提寺，则是鉴真法师（688年—763年）东渡日本后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日本人学会唐朝制茶方法，后发扬光大，形成独具风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阳节登高，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装改进而来，他们还向唐朝学会了制豆腐、酱油、榨糖、缝纫等工艺，围棋也于此时传入日本。 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了。”这深刻地说明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大了。 不过，对于奉马克思为祖师的中共，对于这些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历史则刻意淡化。中华民国中央社曾指出，中共经常在发生内部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时，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外国势力”，试图透过极端民族主义煽动人民仇外情绪，以缓和自身的窘迫。而日本正是最好的箭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