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提出政治改革并非什么新鲜事，而由于其基点基本是建立在维护中共统治之上，因此从以往的实践看，政改不是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未来习近平的政改如果无法摆脱这一桎梏，依旧延续党自我监督的体制，笔者认为中国社会难有根本变化。不过，此文引起笔者最大关注的不是习近平渴望推进改革的决心，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

中国历史上溯三千年，正是周朝时期（公元前1046年-前206年）。后代史家以公元前771年为界，以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划分为春秋和战国时期。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前后共有37代天子，而且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西周王朝，先后出现了文王、武王、成王以及周公等效法五帝的贤王贤臣，尚保留了大道的遗迹；而东周时期则出现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实，东周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正是源于当时的人离五帝和先王时期的大道愈来愈远。如生于这一乱世时期的孔子就认为此时“天下无道久矣”，因为以往人们所尊崇的“德”业已让位于现实的权力欲望和利益，人类的道德自此开始走向衰败。为了使人们的道德不至于下滑得太快，才出现了各种规范人的思想和学说。其中老子的真道和孔子的儒家思想以及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贯穿并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家思想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历朝历代皇帝遵循的治国基础和判断衡量的最高准则。

从西汉至清朝及至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虽然也在持续下滑，但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仍旧敬天畏地、有信仰，遵循仁、义、礼、智、信以及由此延伸的做人准则。提倡君子之德，判断是非的标准还是圣人之道。直至中共1949年窃国，尊西方马列为鼻祖，才彻底摒弃了儒、道、释思想，不仅发出了“敢与天斗，敢与地斗”的狂妄之语，而且对于来自上天的任何警示都斥之为“迷信”，从而将中华民族引向了反天、反地、不信神佛的深渊。

因此，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社会“大变局”早在1949年，或者说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一些人接受之日起就已然开始。原因在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与马列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相应，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要懂得敬天畏地，要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奉天承运，受命于天”的帝王则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统治者，他们要上承天意，下施德政，安抚黎民；如果为所欲为，必会受到来自上天以天灾人祸的方式的警告和惩罚，甚至最终影响到王朝的兴衰。而信奉马列的共产党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认为没有“救世主”，而且“无法无天”。也就是说，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观念，讲“孝”，而共产党在《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则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正是在追随马列的中共统治这60多年里，中华民族从道德到生态乃至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无疑，中共给中国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不仅八千万中国人为其害死，而且中华民族在各方面都走入了歧途。因此说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大变局”并不为过。

而《学习时报》上的文章作者显然是受中共历史观影响，其所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概是在暗喻三千年的帝王专制统治模式，将要在习的手中终结。姑且不论其将中共统治模式与历朝历代的混为一谈的谬误，其提法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未来中国必将走向巨变；二、至于走向何方，主张政改的习近平等也无法掌控。沧海桑田，自东周时期开始的礼崩乐坏直至被中共蹂躏几十年后，面目皆非的中华民族若想复兴，注定要走上翻天覆地的更新之路，而上苍早已将这条路明白无误地指给了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此提法倒有“神来之笔”的味道，而这也或许正是此提法的真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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