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死亡,新疆兵团霍城61团为毛开完追悼会后,大礼堂里留下一堆“敬献”给毛的花圈,兵团里的人谁也不敢处理,怕弄不好就被扣上“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当时没有人能担当得起这样的罪名。 就是这样一堆没人敢动的“敬献”给毛的花圈,在整整放了五个月之后,引发一场夺走694条生命的大火,酿成世纪灾难,而真相,至今被中共掩盖着。 据见证人描述: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下面是根据见证者的讲述所节选出来的内容。 197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新疆伊犁地区农垦61团场笼罩在一片节日气氛之中。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新年,上年秋粮又获得了少有的丰收。农场的商店特地采购了大批的鞭炮和烟花。为了给节日助兴,初一一清早,农场宣传股就通过广播通知各家各户,晚上9点在露天场放映电影《战友》。 看场电影,对当时大多数农场人特别是孩子们,还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晚上8点多钟,农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长柯玉奎和放映员小高已经将银幕挂上,放映机也架好了,小型汽油发电机“突突突”地欢叫起来。 在离开演还差10多分钟时,放映员小高的手有些冻,脚也冷得发疼。他双手合掌放在嘴边呵着气,对放映组长柯玉奎说:“这天还真够冷的。” 当时室外气温仅零下12、13摄氏度,现场观众大概在800到900人之间,如果把电影改到他们身后的礼堂里放映,也绰绰有余。 于是小高向柯玉奎建议到礼堂里放电影,他说:“老柯,我看咱们不如把电影挪到礼堂里面去放,外面太冷,人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 柯玉奎觉得搬来搬去有些麻烦说:“以前不都在外面放的吗?”。 小高坚持说:“你跟马干事说一声,他要同意了,咱们找几个人帮忙,三下五除二也就搬进去了”。 柯玉奎觉得也有些道理,就问马干事:“马干事,咱们是不是挪个地方,到礼堂里面去放?”。 马干事是宣传股专管文化的,他顾虑礼堂里的花圈,这不是一般的花圈,这是毛主席逝世时,全场1万多人精心扎制的,如果谁给弄坏了随便捡顶帽子给你戴上,说你“对毛主席不忠”,谁担待得了这样的罪名! “能在外面凑合就凑合一下吧,再说这事也是政治处开会定的,要变,也得请示领导呀。”马干事说。 小高:“嗨,这么点事,也值得兴师动众的?你是主管,你说句话我们就搬了。再说,你知道处里领导到谁家喝酒去啦?”。 最后马干事还是同意把电影改到礼堂里去放映。 这座礼堂建于1964年,总面积760平方米,礼堂实用面积609平方米,长42米,宽14.52米,顶高7.2米,墙壁高 3.7米。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三层沥青覆盖,室内没有固定座椅。 礼堂原有17个大窗户和7扇大门、小门。 但在1975 年3月,农场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在礼堂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就用砖头将17个大窗全部封堵起来,只在最上方留0.6米×1.4米的17个无玻璃窗洞。到1976年2月,又将南北3个大门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只留正面一扇大门。 当时,在礼堂的后半部份,大约占用120平方米的地面上,堆放着近千只为毛开追悼会时用的花圈,足足摞了2米多高。在5个月的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指示,农场也不敢处理这些花圈,使原来润湿的树条、苇杆、松枝都变的干燥起来。 礼堂里面,由于人们按吩咐不靠近花圈,尽量靠前坐,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人。几个调皮的男孩子互相投掷着点燃了的一寸小鞭炮,女孩子们被吓的发出尖叫声。 死神已逼近毫无知觉的人群。 电影在晚上9点30分左右开始,到晚上11点15分左右,再过3、4分钟放映就要结束的时候。在礼堂的后面,花圈堆形成的斜面上,有4个11、12岁的孩子正在那里无聊地坐着。 其中一个叫张广辉的12岁男孩,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俗称“地老鼠”的花炮,他划着了一根火柴,然后吹灭了火焰,用阴燃着的火柴棍朝药捻处捅去。 眼前腾起一片耀眼的亮光,“地老鼠”带着哨音飞出去,钻到花圈堆里,立刻,一股火苗窜了起来,“着火啦!”这几个孩子大叫着,争相往后躲。 在跟前的几个成年人原本想救火,他们伸手就去拉那只已燃烧的花圈,没想到这一拉,立时给火焰加了氧,火苗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3米以上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一座炼狱。 火头已开始燃烧屋顶木椽,大片的花圈使礼堂的后半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空气中夹杂着纸灰、沥青的臭味,呼喊和哭叫声响成一片。 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向大门,但就在这一刻,竟然还有人心存侥幸,看见有人开始扑火,以为这火烧不起来,在最先退场的人中,还有人边退边向后张望。 火更大了,放映员小高感到了灼热,他看见门口缓慢移动的人群,他急了,用手电筒照着前面的人群高喊:“不要乱挤,快些出去!”。门只有1.6米宽,人、凳子、椅子挤在一起,犬牙交错,再加上火已从头顶上压下来,逼得人们不得不低头,因此,在大门口实际己形成了一堵人墙。 柯玉奎听到了小高的叫喊,但没有人听从指挥。他清楚地知道,礼堂的7个门中,除了大门,只有化妆室这边的小门还能打开。他立即冲到了舞台上,这时银幕上已经着火,屋顶上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在屋角那边打转。 柯玉奎凭着自己对舞台的经验,摸到了化妆室的小门前,就在这时,礼堂前半部的屋顶“膨”的一声都变成了明火,由木板和油毡、沥青构成的屋顶辟啪作响。沥青已经熔化,变成了燃烧的溶液,滴落下来,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上燃烧。 柯王奎去拉那扇小门,没有拉动,想别门把手,手上没有任何工具。他有些绝望了,拚命地用肩扛、用脚踢,终于撞开了那扇门。但此时,化妆室的屋顶也已燃烧起来了,柯玉奎顾不上多想去开窗户,最后他爬了出来。 一个叫白云的14岁男孩子生得聪明、机灵,只是个子矮。那天他和4、5个同学相邀,没带凳子,准备看一会就走,他们距大门只有6米远。 最初着火时,他们并没有在意,直到火大了以后,他们才开始往门口挤。白云个子矮,被挤散了,人流将他沿着墙壁推向了舞台那边,而他的几个同学,都挤到门口冲了出去。白云害怕了,但他的机智还是救了他,他上了舞台,这里距离小窗口只有2米多高。他看见舞台上有放道具的桌子,就移了过来,蹬着桌子,从窗户里拱了出来,一头扎在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来,这时他才感到疼痛,倒在了广场上。 张雷生是个高挑个的青年,他一看南面的大门已被堵死,便朝火小一些的北门跑去。这个门,是北墙上最西边的一个门。由于平时根本不用,所以早就用双股8号铁丝拧死了。 张雷生这一跑,引得不少走投无路的人都跟上来了,他被拥在最前边。到了门口,用手一摸,铁丝拧得像根麻花,不要说没工具,就是给你一把钳子,短时间内也弄不开。张雷生想到了破门,他用脚使劲踢了踢门,门板发出了空空的响声。有希望,他心里一喜,大声喊道:“你们往后退一点,我把门踢开”,但是,没有人肯听他的,后面涌上来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挤得面朝外贴在墙上。他又急又气,双手撑住墙,用力一挤,才离开了墙壁。 火势更猛了,沥青挟着蓝幽幽的火苗,下雨一样往下落着。靠上面一些,火和烟已将氧气掠夺得令人窒息。张雷生的四周,无论大人孩子的头和身上,无一人不在着火、冒烟。张雷生感到气喘不上来,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有火烟往肺里、喉咙里呛。他蹲下去了,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头上,挡住了滴落下来的沥青,他已经清晰听到了屋顶上木头发出了辟啪的响声,他预感到整个房顶就要塌落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了一股凉气从下面袭来。抬起头,他发现北门靠下面的那块门,被外面的农场副业队排长等人角砍土墁砸开一个大洞,几个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张雷生立刻来了力量,他顾不上门板上的木磋子撕挂,也从门洞里钻了出去。 农场里的人们,已经自发地拎着桶端着盆来救火,但此时,人们根本无法靠近火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南大门上的人们活活被火烧死。 当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之后,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家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 没有电,四处都是黑乎乎的,人们谁也不敢贸然进入礼堂的废墟之中,尽管此时,7个大门均被烧成了空洞。人们用手电筒往里头照,发现南大门和舞台下面,隆起了两座大包,透过烧毁的屋架,隐约可见人形残骸。由于浇入了大量的水,那两个大尸堆上,蒸腾着淼淼的白气。 直到这时,人们才彻底相信,再也没有人会生还了,男人和女人们嚎啕大哭,凄凉的哭喊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这场大火造成694人死亡,由于61团紧靠中苏边境,当时中苏关系仍在恶化状态,华国锋刚继任主席不久,所以这个世界罕见的重大火灾死亡事故被隐瞒下来。 这场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做了报导,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当时我的父辈们在63团,他们都乘车到61团帮助埋人。埋人回来后几天都吃不下饭,694条生命呀!这是1949年至今,在一场火灾中夺去生命数量最多的一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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