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03年获释，唯一的奢望是与父亲过一个阴历年，结果，他在年前就走了。在他病重时，我为他准备了用了近一方木头的棺木。父亲微笑着，抚摸着棺材──仿佛这是他72年人生经历的最幸福。他的微笑，使我在乡下书房里暗暗哭泣了一上午。从那天起，我就把乡下书房与城里的合二为一了。

父亲是倔强看直理的人，绝不求人。在我出事以后，他问我姐姐——小臣儿，是贪污进去的，还是搞男女关系啦？

姐姐说：据说，他希望国民党回来，写文章闹得。不算有文化的父亲说：“带话去，我不怪他，读书人不为天下事，再孝顺也不算。”后来，吃惯了苦的父亲熬过三年八个月没我孝敬的时光。

这不是孤证，他的说法，我们村子大部份人知道。而且，说这话时村支书与村民委员会主任都在场。父亲要活着，正好80岁。

父亲有一个很奇怪的乳名，叫“挡”。据现在仍健在姑妈讲，这源于我爷爷的迷信，取名“挡”，意味着“抵挡一切灾难”。等有我这代人，父亲的名字被写成了“党”——正如家乡的“满粮”被写成“满良”一样，是一种误读。

我小时，学习好，人们常夸奖，并主要将赞美献给我父亲：“老党脑袋瓜那么好用，他儿还赖了哇！”

后来，我长大了，父亲也老了，除了极个别与年纪接近并是晚辈的人，比如与他同岁的我一位族兄，没人再叫他小名。那个族兄每次见我回家，都说：“又给俺党叔送钱来了？”

我有了点“出息”，村里人们叫他按族谱排来的名字——蕴邦。

父亲倔强到什么程度，外人难以置信。比如，他从来不借别人家的工具，从铁掀到手推车，都自己修理、打造。我出事后，有位村中有名望的老者（他儿子是政治局委员，后来成了常委），与他平时能说些家常，人家说：“帮臣儿到北京跑跑这事儿去。”并且不让我们家出费用，我父亲一口回绝。

我的人生历程中给父亲带来过喜悦，唯一的儿子，考上学，生儿子让他见到孙子，还有给他翻盖村中旧房。但是，也给他制造了灾难，今生是没法补偿了，写下小文来做次心灵的自我救赎吧——我父亲的乳名，不叫“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