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泰兴屠童事件的新闻报道从一开始就被严格控制，媒体被要求统一采用新华社通稿。官方与民间说法相距甚大。现场最高指挥、泰州市市长姚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先为徐玉元人格定位：“不是一个好人，劣迹斑斑”。而据当地坊间传言，徐玉元系因房子被拆迁后不满补 偿，于是对社会不满。

上述传言的真实性有待证实，但福建严晓玲案件中的政府丑行，让人无法相信官方。

三、体制化的定向性暴力催生出个人泄愤的无定向暴力

为国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乃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应尽之责。要中止这类恶行的发生，必须先了解这些杀人者的动机。无论是失业还是拆迁引发的杀人动机，都是中国目前无法回避的“社会病”。南都报记者谭人玮感叹：“我亲眼见证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最近已经发展到自焚才有媒体关注”。（见《南方都市报》 2009年12月23日“2009拆迁档案”）由于没有一个地方官因为拆迁中发生自焚事件而丢官，拆迁户自焚已经不能唤起当政者的任何怜悯之心，并使事情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一些人在绝望之下，采取恶性报复社会的方式是可能发生之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浙江杭州下岗工人唐永明刺杀一位美国游客之后自杀，其“理由”就是只有杀外国人才能引起世界关注。

毫无疑问，中国38天内连续发生4起校园屠童案，是社会戾气长期聚集的结果。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就已经堕落为一个暴力蔓延、奉行丛林法则的社会。政府执法过程中的暴力手段几乎与黑社会雷同，城管与警察等执法者打死人的事件屡见不鲜。农村征地成了村民与政府武装力量的殊死对抗；城市拆迁更是成了民众用血与火书写的绝望抗争。面对这种体制性的定向性暴力压迫，单个社会成员根本没有能力抗争。生活中，象胡文海与杨佳那种有能力实施定向性的报复行动的人毕竟很少，弱者与失败者长期遭受来自权力部门的定向暴力压迫，因无力反抗而将心中的不满与愤怒转化成对更弱者的无定向性暴力。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政府掌握全部社会资源，并堕落成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整个社会形成了赢者通吃的格局。从这4起屠童案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来看，就属于这种无定向的泄愤型暴力。暴政只会培育出暴民，与政府行使政治暴力没有底线相类似，这些社会底层成员的行为也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一个已经无法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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