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泰興屠童事件的新聞報道從一開始就被嚴格控制，媒體被要求統一採用新華社通稿。官方與民間說法相距甚大。現場最高指揮、泰州市市長姚建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先爲徐玉元人格定位：「不是一個好人，劣跡斑斑」。而據當地坊間傳言，徐玉元系因房子被拆遷後不滿補 償，於是對社會不滿。

上述傳言的真實性有待證實，但福建嚴曉玲案件中的政府醜行，讓人無法相信官方。

三、體制化的定向性暴力催生出個人泄憤的無定向暴力

爲國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環境，乃是由納稅人供養的政府應盡之責。要中止這類惡行的發生，必須先了解這些殺人者的動機。無論是失業還是拆遷引發的殺人動機，都是中國目前無法迴避的「社會病」。南都報記者譚人瑋感嘆：「我親眼見證了拆遷新聞門檻的提高，最近已經發展到自焚才有媒體關注」。（見《南方都市報》 2009年12月23日「2009拆遷檔案」）由於沒有一個地方官因爲拆遷中發生自焚事件而丟官，拆遷戶自焚已經不能喚起當政者的任何憐憫之心，並使事情得到解決。在此情況下，一些人在絕望之下，採取惡性報復社會的方式是可能發生之事。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浙江杭州下崗工人唐永明刺殺一位美國遊客之後自殺，其「理由」就是隻有殺外國人才能引起世界關注。

毫無疑問，中國38天內連續發生4起校園屠童案，是社會戾氣長期聚集的結果。從上世紀末開始，中國就已經墮落爲一個暴力蔓延、奉行叢林法則的社會。政府執法過程中的暴力手段幾乎與黑社會雷同，城管與警察等執法者打死人的事件屢見不鮮。農村徵地成了村民與政府武裝力量的殊死對抗；城市拆遷更是成了民衆用血與火書寫的絕望抗爭。面對這種體制性的定向性暴力壓迫，單個社會成員根本沒有能力抗爭。生活中，象胡文海與楊佳那種有能力實施定向性的報復行動的人畢竟很少，弱者與失敗者長期遭受來自權力部門的定向暴力壓迫，因無力反抗而將心中的不滿與憤怒轉化成對更弱者的無定向性暴力。究其原因，就是由於政府掌握全部社會資源，並墮落成爲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整個社會形成了贏者通吃的格局。從這4起屠童案的施暴者與受害者的身份來看，就屬於這種無定向的泄憤型暴力。暴政只會培育出暴民，與政府行使政治暴力沒有底線相類似，這些社會底層成員的行爲也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底線。

一個已經無法保護兒童安全的社會，是一個沒有未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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