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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在1931年12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留下的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 正因为有此真知灼见，在其任内，梅贻琦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亦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而在其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并在世界排名100位左右。他在大陆的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任校长达17年，离开大陆后又在台湾筹建国立清华大学，因此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1889年出生在天津的梅贻琦，童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前往美国留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在留美期间，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回国后，他于1916年开始在清华担任物理学教授，并先后任教务长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当时清华的学生以“驱逐校长”而闻名，在梅贻琦之前的几任校长，都是在学生的抗议下被迫辞职的。 不过，在梅贻琦被任命为校长后，清华学生们却是心服口服，喊出的口号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很少有慷慨激昂之时，而以“慢、稳、刚”著称。他自己就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故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在当校长期间，梅贻琦严格选聘老师，并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从而实现了“教授治校”。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工资，还给予往返路费。 他还主张通才教育，重视“德”育，重视体育。他说，“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在清华每一笔物资的使用上，梅贻琦则几乎达到了“严苛”的程度，决不随便乱耗费一分钱，决不为己谋一丝私利。在任清华留美监督期间，他尽可能为清华节省每一分钱，不仅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而且还让夫人韩咏华兼作厨师，不再另付报酬。在出任校长后，他按规定住进了清华园里条件最好的甲所住宅。可是，他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由自己付，电话费亦自己来付，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他曾说：“清华有点儿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 梅贻琦的一大爱好是喝酒，不过其酒品着实令人佩服，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道：“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在许多人的眼中，梅贻琦是一位“厚德载物”的君子。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这样评价他：“梅先生不但是一位真君子，而且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份。” 国学大师陈寅恪亦对梅贻琦赞赏有加：“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后来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 1948年底，中共军队开始进驻北平（北京）。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份子一样，都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梅贻琦最终还是乘坐国民党的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北平，许多人对此不解，认为他很可能是“被迫”离开的。 事实上，虽然梅贻琦具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但在历次学潮中，他都不分背景和党派，保护遇到危险的学生和老师，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即便梅贻琦留下，也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况且从即将入城的中共，直到清华的普通师生，一再向他示意、招手、甚至通过电台播音、校内游行呼吁，要求他留下。那么，梅贻琦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呢？ 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后来回忆说，他曾在学校门口碰见梅贻琦，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他在担心什么呢？ 显而易见，梅贻琦的走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而绝非被迫之举。他出走的主要动机，用同样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的陈寅恪先生稍后在诗文中一再使用的一字以蔽之——“避”，他们大概“避”的是向斯大林专制独裁体制学习的中共，而这正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而且毫无疑问，在精神上信仰上帝、相信“神什么事都知道”的梅贻琦很可能意识到，自己与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是无法相融的，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离开。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他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又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在钦佩梅贻琦卓绝人品的同时，我亦赞叹其颇有预见性的洞察力。假如那一天他不选择离开，不仅他的人生将与那些留在大陆的同僚们一样，注定是悲惨的，而且清华基金必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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