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學界頗有影響的青年學者孫延軍。

孫延軍教授是以自己的學識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但是孫延軍對中共的認識能如此深刻，卻並非因爲他是博士、教授，思考力特別深刻所致。事實上，我從來都認爲，能否認識到中共的罪惡是一個常識問題，即一個人是否願意聆聽良心的聲音的問題。

中共維繫統治的一個辦法，就是竭力把人變得和它一樣壞，最終導致民間蔓延一股絕望的情緒──認爲換了統治者，事情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中共的特務們最喜歡散播的一類謊言就是：他們先是慷慨激昂地痛罵中共，甚至揭露得比普通人還兇，然後把所有反對中共的人都說成和中共是一樣的。

許多人意識不到的是，每個人是可以從自身做起，不與中共同流合污的。這也就是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歷史上並不乏正反的例證。

在中共並不長的執政歷史上（當然對那些分分秒秒遭受迫害的煎熬的人們來說，實在是太漫長了），也出現過不同的反對者。一些反對者也曾嘯聚成羣，但又風流雲散。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並沒有贏得道德上的勝利，而僅僅在制度層面上打轉。如果這樣的話，民衆認爲換了一個執政者，仍然是換湯不換藥。乃至很多地方的民衆甚至悲觀的希望貪官不要走——因爲這個貪官已經養肥了，再換一個人還要重新養起。

從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此時站起來的反對者，卻完全站在一個全新的，也更高尚的道德高地去反對或揭露中共，由此帶來的則是社會道德與正義的重建。這才是真正讓這次的解體中共行動能夠持久和深入的進行下去，並直到中共解體爲止。

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人。孫延軍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可以放棄國內已經功成名就的利益，忍受對家人、故土和傳統文化的思念，毅然公開拋棄中共。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成爲中共喉舌。

此言一出，天下大譁。其後大約半個月的時間，去北大向孫東東「討說法」的訪民絡繹不絕，當然遭到中共的強力驅散、拘捕和迫害。

對比這兩個孫教授，固然讓我們看出道德上的反差，知識份子的氣節與墮落，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孫延軍所揭露的，在中共治下搞「宗教心理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對孫東東的講話進行學術包裝而已。

其用心之險刻陰毒，尤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