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盧雪松的第二部份內容：
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與大環境的變化直接相關的
 盧雪松女士 (盧雪松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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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雪松：我剛剛說過，我本人對汪先生的個性與人品都非常敬佩、讚賞。從他那封公開信的文風來看，有一種朗健的風格，心態善意、坦蕩又輕鬆。因此這封公開信的發表，當然有汪先生本人的獨特個性氣質的原因。不過還是應該說，時勢造英雄，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與大環境的變化直接相關的。
雖然作爲埋首案几的一介書生，對於中國時局的具體變化和未來走向，我本人其實不甚了了。不過，在具體的生活環境中，我至少能比較清楚地感受到身邊人和事的變化。比如說，我經常在市場上接到一些寫着幾句話的紙幣，這些話顯然是令當局感到恐懼的。然而這些錢幣就那麼自然地在市場上流通着，人們默默讀了上面的話，然後依然把它當作一張正常的錢，而不視爲什麼燙手的「反標」。樓道里也經常可看到油漆塗料刷上的一些維權標語，前些年它們會被塗掉，現在它們則多半是很自然的擺在那裏，不再會引來什麼人的恐慌。這些變化是瑣細的、微妙的，但作爲人文學者，不能不思考它對於社會進步與價值提升的意義。我想，它說明了很大的問題：在長年持續的高壓之下，由於人們長期不懈的卓絕努力，民間社會正悄然走向寬容與多元化。這些小小的變化表面上看似乎微不足道，可是聯繫到嚴厲打壓異端的紅色統治背景，這些變化實際上已經創造了奇蹟。
每一張流通中的維權紙幣，每一處靜靜展覽着的維權標語，它都在向我們傳遞一種信號：無論國家機器多麼嚴酷，堅定持守自己的內心信念，甚至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依然是有可能的。它會給人們莫大的鼓勵，也提供給人們維護自己權利的非暴力的方式。
回顧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狀況，1999年開始，政治上明顯進一步倒退，使用了很多「文革」時代才使用的嚴厲的整人手段。可那時的當權者忽略了一個問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局面必然無法收拾。壓制基本人權的狀況不僅僅表現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面。對其他精神信仰團體的迫害也進一步升級，所有不受控制的民間組織幾乎全部凋敝，直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權也受到挑戰。萬幸的是，中國的民間社會尋求自治的努力並沒有被擊垮，這真是民族的幸事，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我看來，爲自己的土地、房產、工資及各種人權而頑強堅持的人們、法輪功羣體、地下教會那些虔敬的基督徒們、以及各種爲捍衛人權而頑強堅持的人們，他們的維權行動的意義早已超出小羣體或個人的功利目的。從社會的角度，他們是在爲公理而戰，他們的維權行動的後效應必然直接由這世上的每一個人來分享。從社會學角度上看，大衆傳媒似乎表現得威力強大，其實真正影響人的觀念與行爲的，常常是當權者容易忽略的人際信息傳遞，它更真實、更有感染力。近十年來，中國的民間社會正蘊積起了強健的自治力量，我想，這可能也是汪先生最終有此義舉的一個主要動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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