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10月20日至今天，以中共警察、特务为主体的一个颇为庞大的群体对我全家的全天候围堵已经整整6个月。我个人与这些警察及特务“共同度过”了6个月的、除夜晚睡觉之外的（个别时期，连睡觉都睡在一起，诸如在火车上和轮船上），可以称得上是形影不离的生活。

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在我的文章中出现诸如“流氓”、“下流”这样的用词。但当我有了给中共的警察、特务的“素质”排名次的想法时，这样的词首先出现在我的脑际里，并贯穿着写这篇文章时的始终。

4月13日，林牧老先生在打给西安市公安局的抗议电话中，连续数次斥责他们是“非人类”群体。老先生在与我的电话里怒曰：“非人类、非人类，西安市公安局警察是非人类，他们不光是无法无天，他们没有了一点人味。”尽管这是老先生愤怒之下的一番言说。

截至今天，即2006年4月21日，中共警察、特务参加到围堵、骚扰我的不光彩行动中来的省市已达八个。除北京的警察、特务（尤以北京的特务为甚）是参与始终外，其它省市的警察、特务的参与加入到这种非法及不光彩的行动中来的条件，是以我的行踪所至来决定的，已形成成熟的模式是，中共北京的庞大的警察群体担负着对我全家全天候的围困、骚扰，也担负着我在北京期间对我个人及办公室的围困。大批北京的特务则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担负着对我及我家庭的持续的搅扰、恐吓的任务，并在外出时成群的跟踪到各地，以协调、指挥所至地方的中共警察和特务对我的继续跟踪和骚扰。

在中共政权毫无理智的6个月的不光彩恶剧中，全国参加到这样过程当中的省市是：北京市、陕西省、四川省、重庆市、河北省、山西省、新疆及湖北省。

我这里提及的“素质”也应该是非法及下流的素质，因为中共政权在这六个月里针对我及我全家的所有行为及勾当都是非法的及不齿于人类的。

我的印象中，通过六个月的亲身体认，这八省市的中共特务及警察非法及下流素质排在榜首的应为北京市和陕西省。即：此两者并列第一，其居榜首同位。若要坚持在这二者之间分出个主次的话，陕西省的警察和特务的非法及下流素质应当稍略于他们在北京的同行，但界限不甚明显。

在中共政权非法及失态的对我及我全家的迫害和搅扰中，总共出现过两次完全非法限制我个人人身自由的野蛮暴行，却无一例外的均发生在我的家乡陕西省。陕西省在这样的非法及不光彩的丑行中，甘做中共暴政的急先锋，在我的两次回到陕西老家时，成群的警察、特务，在对我及我一家的骚扰及恐吓中，他们所表现出的令常人难以置信的、丧失理智及丧失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诉清的，尤以我在清明节回家祭母期间，陕西省的警察和特务丧失人性的丑行为甚，他们不许我出门半步，仅数他们非法及下流表现之一，最令人永远不能也永远不敢忘却的是，他们24小时围困在我母亲的窑洞门口、大声的吼唱、吹口哨、长鸣汽车喇叭、在门口撒尿、闯入窑洞内捣乱之无恶不做之丑行。这一切，都是在我及我的家人多次告诉他们，窑洞里还有一个刚刚满月数天的婴儿的情况下发生的，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和我一起出行的马文都先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四次遭到中共流氓特务的暴力殴打，其中两次就发生在我的家乡陕西省。而在贴身跟踪、恶意骚扰、暴力恐吓、威胁等丑行方面，陕西省和北京市两地实实在在是难别上下。为了不致偏颇，两地警察及特务当共居非法及下流榜首同位。

这排在第二位的非四川的警察及特务莫属。这里的警察及特务与陕西省的警察及特务完全可以媲“美”，诸如在零距离的跟踪方面，24小时在门口恶意骚扰、恶意捣乱方面是一点也不比他们陕西的同行逊色，四川省也是第一个在我入住宾馆后干脆切断我电话的省份，在这方面的非法及下流方面显得与众不同。

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重庆市、山西省、河北省及新疆和湖北。这些省、市在我暂居及途经他们的所在地时，虽对我的跟踪都表现出了非常的“尽心”，但却给人于相当“文明”的印象。一则，白天的跟踪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从不刻意骚扰，能明显感到他们的行动及说话时刻意轻动、低语，让人感到他们及他们指挥者的个体素质令人尊敬的一面，尽管他们的目地是非法和不光彩的。

我制定的排名次文字，并无对中共警察及特务群体中的那些具有良知，具有道德的个体的全盘否定之意。就在我们在陕西被警察和特务围困的当日，仅陕西省先后就有七名警察同胞打电话和发短信予我，表达了他们作为个体的愤怒及对我的支持之意，他们无一例外的留下了他们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让人感佩于他们的磊落及良知。即便是在陕西省时，跟踪我们的大部分特务个体都不失时机的向我们表达友善之意，在成都，跟踪我们的特务还热情邀请我们一同进餐，一路这样的故事不断。

2006年4月21日 在有大批特务围困的日子于湖北武汉

（根据电话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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