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国外的政客，把和中共做生意当作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且不论这种手段是否有效，至少这些人承认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有好处。今天也到了这些政要站出来表态的时候。

对于中共这样一个罪恶累累，又绝不可能改正、更不可能放弃权力的犯罪集团，结束它的最佳途径就是帮助中国民间力量。“九评三退”就是这样一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转型力量。

贾先生说：“目前在中国大陆想退党的人，我认为应该占所有党员95%，如果我再系统的说，再科学的说，真正的共产党只是党中央。”“所以我在这里说，我认为高大维、退党服务中心的1,400万，不但是真实的可靠的，而且数字差得遥远遥远。”

这就是大陆民心向背的真实情况。贾甲的起义，是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展现中共走向末日的实情。大陆的退党大潮在越来越逼近公开化的临界点，中国民众也准备随时抛弃中共走向自由。此时，无论是谁，都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对这个可以预见的历史大事视而不见，而应该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国际社会援助贾甲，就会大大加快退党大潮的公开化，而退党大潮一旦走向公开，中共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无论是从世界的安全、中国的未来还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出发，援救贾甲都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贾甲起义与原东航机长袁胜先生跳机事件一样，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一个重大策略的失败，这个策略就是“收买”。

中共在“六四”之后，不惜花重金收买一批人，并希望他们能够因维护既得利益而维护中共统治。除了官商勾结的暴富阶层，或中共大小党官及其家属，在社会上也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或从事较特殊行业的人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让许多人羡慕的头衔、比较显赫的地位和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

袁胜和贾甲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袁机长年收入近40万人民币，贾甲是副厅级干部，定然也收入不菲，而这些人尽管是随着改革开放而改善生活，但他们也无法容忍中共的罪行，并选择了告别中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贾甲先生接触的人很多都是和他有类似经历或地位的人，而他所揭示的大陆民众对中共的态度，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表现出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也在大批地告别中共。

从上访人员、普通民众、“中产阶级”到中共高官（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和核工业部数十名人士的退党声明），“九评”正在全方位传播，“三退”也在全方位地进行着。

贾甲起义，是冒着巨大的危险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声援他的义举，更要努力告诉各国政府关于贾先生的故事，让他能够在5天之内得到去自由国家的签证，这是对贾甲的帮助，也将是对国内退党人士的巨大鼓励，并加速中国和平转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