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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民族主义，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把双刃剑，此话不假。这把双刃剑若利用得恰到好处，能使内忧外患之中的国民高度凝聚起来一致对外，从而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用得不好，控制不住，则会引火烧身，轻则令一个政府垮台一个政权丧失，重则是整个民族的衰落甚至灭绝。以百年前的庚子之乱为例，我认为这把双刃剑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较德日两国人民尤为惨烈。关于义和团，中外很多专家学者都有研究和著述，旅美学者北明先生在《博讯文坛》的文集中也有专门评论义和团的文章，对中国历史的，当代的民族主义都进行了客观真实的评价。 读过北明先生的文章后，我在此还要追加一点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当年德日两国的民族主义不尽相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以农民意识为基础的，除了愚昧之外，更多的思想根源是出于平均主义的仇富心理，出于社会分配不公和相对贫困所导致的噪动情绪，与其说是排外，不如说是仇内，比如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才变为灭洋扶清，这次的“西大”学潮愈演愈烈，以至于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大量介入，几乎酿成骚乱，也初见了“反清灭洋”这个猊端。勿庸置言，当今中国民间发动的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它不具备科学性进步性，也不具备革命性和彻底性。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一哄而起之后，很快就一哄而散了。 “西大”的反日学潮，表面上看似乎是爱国的，是在维护民族尊严。不过，人们至今也没有看到当天那几个日本人表演丑化中国人的，能在法律上成立的一件证据，比如照片，录象，录音等。再则，日本人敢于在大厅广众之下，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高涨的中国高等学府中公开侮辱中国人吗？这是有勃于常理的。 日本人辩解道：那天他们表演时身上只有红心+日本、中国的图案和字样，没有什么猪头图案，他们说自己的表演只是为了供大家开心而已。但是，以义和团和文革红卫兵式的思维,把红心与猪头联系起来倒是很有可能的,以“见到白臂膊就联想到全裸体”的低级思维方式，猪头的耳朵和嘴巴还可以想象成睾丸和阴茎。所以，这几个可怜的日本人，不过是中国特色的爱国思维下的牺牲品。 一百年前的庚子之乱时，义和团愤青们曾指洋教堂中的壁画为诲淫诲盗，于是有爱国大臣对慈禧奏曰：洋人将女人的月经秽物涂于使馆和教堂的墙壁上，又将女人的生殖器排列在阵地上，所以才令我勇猛的大清军民攻打不入。这类联想，演化到后来的文革时，就生出了指鞋底为反动标语这类荒唐，再到八十年代邓总设计师的清理精神污染时，出于中共元老们的阴暗心理，干脆就诽谤人民跳交际舞是跳“光屁股舞”，演出了一幕幕的与时并进的无聊闹剧，制造出了一桩桩的冤假错案，而且这些闹剧和冤案都是“群众运动”中完成的，都是中国民众在极度疯狂和心理变态下，集体参与的犯罪。由于是集体犯罪，它可以不对受害者承担包括诽谤罪在内的任何法律责任，也轻松地开脱了中共及其把持下政府的责任。 中国民众今天这种低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一切“外国反华势力”和“汉奸”们点燃了仇恨的烈火，应该说是中共五十多年来愚民教育和长期刻意煽动教唆的结果。中共愚民教育的特点是“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历史进行简单化，绝对化，唯心史观的修饰，如义和团运动，历来就是中共教科书中百分之百肯定的爱国主义。文革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浩劫，其间伴生的“支援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它给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是相当沉重的，但中共巧妙地利用了民族主义这件法宝，不仅开脱了罪魁毛泽东，也卸掉了所有积极参与集体犯罪者的心理负担。 此前不久的九月中旬，东北工业城市抚顺，一埸大规模工潮险些暴发，起因是一名下岗失业工人张XX因上访“闹事”被公安活活打死，为逃脱罪责，当局制造了自杀现场，此事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和声援运动，也使辽宁省的中共大小官员们惶然失措。胡锦涛亲自指示：“一定要处理好”。众所周知，对于民怨和造反，中共及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惯例都是先安抚后镇压，所谓的“处理好”，就是无条件的收买受害者家属，分化瓦解群众组织，结果是受害者家属在政府赔偿五十万人民币，一栋别墅，子女出国公费留学和安排铁饭碗的条件下妥协了，中共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化解了一埸致命的政治风暴。 面对这起继孙志刚惨案以来的重大人权事件，我们的莘莘学子们，爱国愤青们在哪里呢？我们的新闻精英们又在哪里呢？我们对自己人权的被践踏无动于衷，对养育了自己的贫苦工农群众不关心不过问，反而对联欢会上几个外国人的搞笑表演格外关注百般挑剔。我不明白：当一个女人正在被强暴时，对施暴者不反抗不斗争，却对旁观者破口大骂吐口水，这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为了政治需要，为了政权巩固，为了转移日益炽烈的阶级矛盾，中共利用其掌控下的舆论工具，不惜煽动一起又一起的仇外民间骚乱，从泼粪事件到罗刚事件，到今天的西大学潮，国际社会和一切有良知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只是中华民族自毁形象的耻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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