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所见到的国内记者写得比较到位的新闻报导之一（还有一篇是不久前《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关于李思怡的报导】。这些记者是令人尊敬的，不是甚么意识形态信仰而是基本人性激励他们为生命权利而呐喊，并为人性的沦亡而痛不欲生。我想那些有影响的官方报纸不可能写出这样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文字：

黑夜，小街，暴行。呼救，冷漠，伤逝。一出令人心碎心寒的悲剧在都江堰的清晨上演。整整一个小时，孤身无助的外地女子在“集体无意识”的冷漠中被残忍杀害了，一起死去的，有整整一条街躲在门后的良知。漆黑中的一盏灯光，一扇打开的门，曾给了死者多大的希冀？当这希望之门被砰地关死，门里面那颗因恐惧而跳动的心，是否敢听听死者染血拳头的哭泣？

天亮了，良知苏醒，光天化日下的人群开始迟到的忏悔。我们听到的天下最寒心的一句话，不是“凶手把我杀了怎么办”，而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我遇到，我活该！”自扫门前雪，却宁愿让自己的良心在他人门前冻死。哀莫大于“心”死，这绝不是脱身事外的理由，而是对自己的一种莫大羞辱。一点点的血性就能救人一命。很可惜，在那个血色清晨，一条街的良知都冻死了。（同上）

但这几行有人性的文字无法给我带来更多的安慰。震撼心灵的仍然是文字背后那个女子的惨叫和整条街的寒冷。一年前，我写过一篇题《幸存者的不幸--中国见死不救现象溯源》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再一次引用那句经典的反诘：“这快土地上还有活人吗？”我现在却甚么也写不出来了--自从李思怡案件发生以后，我就开始逐渐怀疑文字的价值--这些愤怒、哀伤和绝望的象形符号真的能表达内在的愤怒、哀伤和绝望吗？

这个冷漠的清晨究竟发生了甚么呢？它似乎和李思怡惨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门，那门紧紧地关闭着，那门紧紧地关闭着拒绝倾听和响应救命的呼求--小思怡在里面向外边哭喊，而今天这位20岁左右的少女向里面的人求救。结果都一样，一个在门里饿毙腐烂，一个在门外横尸街头。门和墙是我们土地上最丰富而充满创造力的建筑，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在增长，身上沾满血泪和哀鸣却总是新桃换旧符

同情心是人有别于动物的。这已经是老生常谈。面对这快土地我还能说甚么呢？我甚么也不想说。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两则新闻，他们可以帮助我那想“以道德高姿态”训斥国人道德冷血的欲望再次化为乌有。一条消息说：失信严重损害中国经济，至今损失1300亿元。这条消息还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认为现在是一个诚信社会的人不到20%。（凤凰卫视11月10日）。另一条消息是“旧闻”：2003年9月16日凌晨（一个同样寒冷的早晨！！！），渖阳北站地区两名外来人员被一伙流浪乞讨人员用棒子、尖刀、碎石、砖头等打成重伤后，被活活地埋进一个深半米的大土坑内，这伙制造骇人听闻惨案的流浪乞讨人员竟是一群“孩子”，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1岁，最大的18岁（华夏经纬网9月17日《辽沉晚报》报导】。这两则消息说明了甚么呢？第一，人们几乎都在说谎，第二，有时候人对人是狼。我应该在这种“道德低姿态”的背景下闭嘴，面对普遍的狡猾和方式各异的凶狠，是的，你还能说些甚么呢？

但是我想我还是问自己吧？如果我住在那条街道上，我会挺身而出吗？我不能一时冲动脱口而出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应该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会不会也选择这样的借口呢：“凶手把我杀了怎么办”，“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我遇到，我活该！”我反复自我拷问，我发现我也可能存在这种冷血的选择，至少这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我确实住在“这条街上”。在这条街上，无数人权悲剧发生了并正在发生，我总是在清晨或黑夜向那些孤儿寡母和流亡者打开方便之门了吗？

我也住在这条街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主啊，我是有罪的。

我在“本质上”不一定就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因此我只能在祈祷中获得“像他那样去做”的力量。

2003年11月1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