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是鏡子，只知照看別人從不照看自己，推卸責任，可恥啊！

還有人說，文革不會重演。真的嗎？當年發動文革浩劫的共產黨，這個統治中國的流氓黨還在統治的位置上，它的流氓性質並沒有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改變，它依舊控制中國的政權、政府、軍隊、經濟、文化宣傳教育，它依舊是獨裁者，依舊控制着所有的媒體，廣播電視報紙雜誌，依舊在不停地、變着花樣給鐵蹄下的人民洗腦，洗腦；不同的是變得比以前更善於僞裝，更加僞善：它給中國的地面豎起了高樓大廈高速公路掛上了霓虹燈，讓百姓擁有彩電冰箱，讓中國也有了同性戀、妓女、毒品、艾滋病……它讓這些東西來說明，共產黨開明了，人民開放了。可是它真的開放開明了嗎？可曾讓人民有說話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

而人民呢？「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並沒有改變，黨就是民族，黨就是國家，黨就是母親……這些中共五十多年來灌輸中國人民的觀念依舊在人們的腦子裏存在。人民並沒有因爲文革的結束變得更加珍惜護衛發揚心底僅存的那點善念，沒有因此變得更加學會用理性的分析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相反，人們變得更加重視自己，維護自己，更加膽小怕事，更加麻木。換句話說，人們經過文革後，變得更加自私，更沒有理性。難怪有人說，一想到自己和十幾億隨時可能發病的瘋子和可憐的膽小鬼生活在一起我的汗毛就會立起來。

便衣手上的匕首壓在法輪功學員的脖子上，圍觀的人羣麻木冷漠，甚至偷笑！

兩年多來，事實表明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就是第二場文革！江羅採取的手段比之文革兇殘。這場對「真善忍」的迫害，難道不是對人性的最徹底的摧毀嗎？中共的這場邪惡的鎮壓欲在徹底摧毀我們的民族，摧毀我們心底僅存地那一點點善念。！

當迫害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時，有多少人吸取文革的教訓，站出來制止血腥呢？——讀《老舍之死訪談實錄》有感

老舍夫人：天真的孩子哪裏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問我：「今天是紅衛兵學生們『幫助』我們文聯搞鬥批改，你看我參加不參加?」我說：「沒有通知你就不參加。」「『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無言以對。於是他就去了，誰知一到那裏，「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不由分說，一邊扭過老舍雙臂讓他做「噴氣式」「請罪」，一邊對他拳腳相加。老舍分辨說：「我不是反革命，我寫的作品都是歌頌新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造反派們馬上譏笑地反問他：「你歌頌共產黨爲什麼共產黨不要你入黨呀?」

提起入黨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蘭芳、程硯秋等藝術家們相繼入黨，老舍也寫了入黨申請報告。報告最後送到周總理手裏，周總理親自來到我們家裏，對老舍說：「老舍先生，你的入黨要求我們知道了，我想就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對我們新中國實行孤立、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認爲你暫時還是留在黨外好，因爲有些事，讓我們自己說，或者讓我們的黨員同志說，都不太方便，而讓你一個有聲望的黨外人士說，作用就大多了，對黨的貢獻反而會更大，你看呢?」周總理說話從不強加於人，不發號施令，老舍對周總理的話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總理，就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聽黨的，聽總理的。」所以，當周總理聽說老舍出事後，當着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的面，跺着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麼向國際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進屋你踢一腳，他踹幾下。

我知道消息已經是晚上了，忙奔到那個小派出所，在門口等了許久，才讓我進旁邊的小屋。一進門就見到老舍滿臉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緊緊閉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輕輕扶坐起來。這時，他兩手才緊緊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沒有鬆開。我倆誰也沒有說一句話，當時，找不到車輛，我也背不動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輛平板人力三輪車，我求人家：「請您行個好吧，我們有一位年歲大的老頭受了傷，請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說心動了，送我倆回了家。

回家後，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發愣。我用棉花輕輕幫他擦去臉上、身上的血，幫他換上衣裳，讓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過了一個難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沒有吃東西，我知道他的脾氣倔，就對他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爲什麼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羣衆了?」在我行將離家時，他又一次兩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凝視我好久。我預感到可能要發生什麼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日子裏，又有啥辦法呢?

聽說我離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詩詞》就出去了。走到院裏，他見4歲的小孫女在那裏玩，還把小孫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說：「跟爺爺說再見。」天真的孩子哪裏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還真地說了「爺爺再見」並向她爺爺搖了搖手。

老舍出門後，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鐵停車場)邊，坐在那裏讀起了《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天黑以後，他頭朝下、腳朝上投進了那一汪平靜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時,小孫女只告訴我「爺爺出去了」。到晚上他還沒有回來,我慌了，到處找，結果都沒有他的影兒。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訴我,太平湖有一個老頭兒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車，找到湖邊，見到他已被人撈上來，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藍褲子，腳上的黑色幹層底鞋子，白色的襪子等都乾乾淨淨。可見那是他把頭埋進水中之後，自己用雙手硬性扒住湖崖石頭淹死的，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裏沒有沉下去。

我見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麼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說：「給他的單位打個電話，怎麼說也得把屍體儘快處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單位，給北京市文聯掛了電話。他們在電話裏回告我先等着，馬上有車來。我一直等到天黑，才來了一輛卡車。他們抬上老舍遺體，我也爬上車，守在他身邊。車開到八寶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訴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後就不保留骨灰了。當時遺體還沒有火化，他們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車上投去最後的一瞥，從八寶山拖着沉重的腳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東城我家裏時已是清晨5點多釧了。這時我家裏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裏，心裏想着：「我還活不活呢?」這時使我想不到的是，「進駐」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學生卻悄悄安慰我說：「你去做點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樣，以後有許多事就沒人說得清了。」在那個歲月裏，這兩句平平常常的話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氣。學生們還告訴我：「你的電話也不要拆，如果有別的造反派再來你家，你就拔這個電話號碼，我們馬上就來。」他們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小紙條。當時我真有點不敢相信，後來才知道是周總理說服了一批學生來保護我。

舒乙：我當時主要是特別可憐父親

我走到父親屍體旁一看，他仰面躺在雜草叢生、中間踏出來的一條小路上。他的頭朝西，制服凌亂，但也許是經8月驕陽曬了一天，已幹了。父親穿着布鞋，還比較乾淨。看得出來，公安部門、法警、派出所來驗過。父親的臉是虛腫的，臉上、頸上、胸上都有很多傷痕，整個看來絕對是遍體鱗傷。有一個席子蓋着他，估計是白天有人好意給他蓋上的。

這時夕陽還在，我就退出來，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後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覺得，現在回憶起來眼前是一片黃，也許是夕陽的黃，也許是席子的黃。我坐在那兒等母親。此時思緒非常複雜，想了很多事情。我當時主要是特別可憐父親，他這麼一個人，最後的下場竟是這樣，實在讓人無法接受。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可憐。我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悲傷。這時候，天好像變了。我來時還有很大的太陽，突然天陰了，下起了濛濛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擋不住，父親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親早點來。但是一直沒有消息。我感覺臉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我很感謝這雨水，因爲它可掩蓋我的淚水，可以陪着我一塊兒落淚。大概到了九十點鐘，街上快沒車了，母親還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來去迎她。這時母親實際上已經來了，她找不到我，因爲天太黑了，一個路燈也沒有。她在湖邊叫着我的名字，她這種急切的聲音被看湖的人聽見了。看湖的人告訴她在這個地方。母親是坐着火葬場的車來的，這樣就把父親運到火葬場了。收屍的時候沒有交證明，火葬場說第二天還要把證明拿來，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場，給他們證明。是兩個姑娘接待我的，這時屍體已經處理完，他們說不能保留骨灰。

後來搞的骨灰安放儀式，實際上且淮巫返炕岷推椒椿帷５腔液惺強盞摹Ｎ頤俏思湍釧閹難劬怠⒁恢Ц直省⒁恢史漚ァＫ匠Ｏ不逗炔瑁不痘ǎ頤薔桶鴉ú柚械能岳蚧鴣隼捶旁誒錈嬀謎餳訃鞔硭：芫煤螅藝業揭徽爬媳本┑贗跡⑾直本┏薔沙俏鞅苯塹耐餉嬗幸桓鎏膠搶鏘嘍雜Φ惱飧齙胤澆泄垡翕鄭饈俏夷棠痰淖〉亍Ｎ一腥淮笪潁蓋椎扔謔搶湊宜哪蓋祝飧齜孔郵撬繃私淌諍舐蚋約耗蓋椎摹５彼ナЯ艘磺校宜惺艿餃嗣前閹灼氖焙潁蝗幌肫鵠此墓樗抻Ω檬欽舛舛興穆杪瑁杪枋前焉託願翊奈ㄒ壞娜耍飪贍蓯且桓鱸猜慕峋至恕?p>他在抗戰時，在那樣一個民族存亡的關頭，曾寫過一篇叫《詩人》的文章，他說，作爲詩人，作爲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將以自己的身體，投水殉職。那天坐在父親屍體旁，我就想，他的死是自覺的，是一種自己的選擇，他的死肯定有某種使命。這就變成很積極的東西了。在他投湖的湖面上，飄着很多紙，是他帶進去的，有人撈上來看，是他抄寫的毛主席詩詞，他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歡抄毛主席詩詞。據目擊者說，是核桃般大小的字，若干張，在他跳湖時，大概散落在湖面上了。後來，北京市文聯的人把手杖、眼鏡、衣服、工作證等從他身上搜出來的東西幾乎都還給我們，唯獨沒有這個。我們知道這個東西是很重要。我們猜想他在這上面寫了東西。他一個人在這兒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夜,有筆,有紙,他自己又是寫家,他當時情緒又是非常之激烈，肯定寫了東西，這幾乎是不用懷疑的。我們追問，卻得不到回答，是公安部門轉上去的。當時有人還編了很多謠言，說他來太平湖是在唸《三家村札記》，這是正式的謠言，是上面傳下來的「口徑」。這是一個很大的謎，到現在也沒有解開。

冰心：他這個人脾氣很硬

我覺得老舍自殺是很有可能的，因爲他這個人脾氣很硬。我總覺得他一定會跳水死，他寫的小說裏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受歡迎時，聽的全是稱讚的話，他也慣了。被人打，他是受不了的。所以我聽說他死，我一點都不奇怪。他的脾氣跟人不一樣，他受不了一點委屈。還有，那時候誇他的人也多，從來沒有一個人說他不好。他這人又很樂觀，平常什麼玩貓呀，什麼種花啦，他很隨便的。忽然有人對他那樣批鬥，他是受不了的。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盡，是逼死的呀

我聽到老舍的死訊很難過，同時我很氣憤。老舍先生不是自盡，是逼死的呀!說老舍先生自殺是不對的，他是真正的抗議呀，抗議「四人幫」，抗議「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壓迫、迫害。他一生勤懇、熱忱。他很自信，做了很多好事情。當然不只是好事情了，還寫出了了不起的大著作。他怎麼會在「文化大革命」受這麼多的摧殘，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呀
端木蕻良：屋裏還有一張床空着呢，等着他來

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個悲衰的插曲。我特別悲痛。我還能寫東西時，寫了一篇叫《打屁股》的文章，記錄了我們一起在8月23日那天挨鬥、捱打的情景。那天是自我批判，一個個出來在太陽底下撅着，在背上貼上工資、等級等，然後又掛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後兩個，我知道文聯有個後門，出去就是西單商場。本來我想和老舍說，我們從後門溜出去，但又想：「不行，這樣一來就該罪加一等了。」我們被拉到文廟後，就用黑紅棍打屁股，當時我就忍不住想笑，因爲這是在戲臺上用的。但我不敢笑，就咬着舌頭。

當時老舍也被打得很厲害。有人問我：「哪個是老舍?」我說：「我頭低着，看不見。」他離我不遠，穿着西裝外套。過後文聯的人想辦法把老舍送到公安局，這樣保險些，不至於被打死。

後來，當造反派告訴我們「老舍不會回來了，是自絕於人民」時，我不大信。老舍這人是很樂觀的，我不相信他會自殺。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被集中到一個小屋裏，還有一張床空着呢，等着他來……

一個作家對人民的主要貢獻是通過作品來展示，老舍當時還在寫《正紅旗下》，沒有完成十分可惜。他的生命不至於那麼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東西可以寫，別人無法代替他寫東西。

曹菲亞：老舍當時爲什麼不躲開?我現在都覺得是個謎

自1954起到老舍去世前，我一直在他身邊工作，經常與老舍先生在一起。他去世前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因爲他曾大口吐血。出院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他早上8點鐘就來到北京市文聯。我們驚奇地問：「你剛出院，怎麼來上班了?」他說：「這是個大運動，應該參加，感受感受。」

當時文聯已亂得一塌糊塗，牆上名家的畫也沒了，貼滿大字報。中午，老舍準備回家，但專給他開車的司機已被通知不再給「權威」開車。我對老舍說：「給你弄點吃的吧?」他很沉重地說：「不要。」我又建議他在沙發上休息。此時，看得出老舍心裏很不寧靜，他只抽了1/3的煙就掐掉了。接着又點上一支，又掐掉。不會兒，菸缸裏有了好多菸頭。

下午約2點多鐘，一羣紅衛兵衝進文聯。開始打的是蕭軍。老舍起初沒被揪出來，他還站在院子裏看。我總想走近他說一聲:「你趕緊回去吧.」可走到跟前又不敢說。老舍當時爲什麼不躲開?我現在都覺得是個謎。也許他想不會揪他的。但後來有人點了他的名，他很快就被揪出來，眼鏡也沒了。之後，老舍被推到汽車最後的一個角落裏拉到了文廟。2個小時以後，老舍從文廟回來已面目全非了。那天，有人提出了「老舍因《駱駝祥子》拿了美國的版稅」這個問題，老舍說：「沒有，我沒拿。」紅衛兵們儘管不知道什麼是《駱駝祥子》的版稅，但一提美國還得了，當時的美國就是敵人。紅衛兵一聽就要揍老舍。

第二天下午，我聽到老舍在太平湖跳湖了，腦子傻了一般，直掉眼淚。老舍爲人和藹、謙虛，但性格倔強，在這樣的狂暴面前，讓他低頭是不容易的，我想他大概是寧死不屈。

葛獻廷：在文廟是我讓人「把老舍押回去」的

我當時是文化局籌委會的副主任。文化局與文聯在一個樓裏。8月23日下午1點半，文化局的人強迫著名作家蕭軍去挖煤，蕭軍不服。文化局的一部分幹部越強迫，蕭軍就越反抗，圍的人也越多。這是「8·23」事件的導火線。強迫之下，蕭軍沒辦法了，文聯的端木蕻良、駱賓基也被揪出來去勞動。

那天，當我聽說革命羣衆與蕭軍打起來，就跑去看。我正勸蕭軍去勞動，文化局接到一個電話，說國子監的一個印刷學校要焚燒北京京劇團等放在那裏的「四舊」即舊行頭、戲箱之類，必須讓文化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權威到現場作爲罪人出現。文化局革命籌備委員會召開常委會，決定接受印刷學校革命羣衆的「最後通牒」，準備帶「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人到現場去，於是在文化局院裏廣播宣佈。在這過程中，文化局院裏就亂了，我和你有仇就揪你，你和他有仇就揪他。這一揪就是幾十人，這是一個突發事件。

我感覺問題嚴重了，打電話向北京市委宣傳部請示怎麼辦?有個姓吳的一般幹部接的，他說部長李立功、副部長白濤都不在，要高姿態，支持革命羣衆的革命行動。好像還說了句「不許挑動幹部鬥學生」。我打電話時是下午3點左右，親眼看見老舍衣着整潔地從電報大樓衚衕往文化局院裏走。而此時，北京女八中的紅衛兵們也已來到了文化局大院。

我看見老舍剛走到北京市文史館，離我打電話處有30餘米。這時文聯的一位司機隨便地對紅衛兵們說：「你們看，那邊來的那個老頭，是這個院裏最大的權威——老舍。」於是學生們就把老舍噴氣式地揪到30多人當中。
老舍被揪後，文化局革命籌備委員會又開會，多數委員同意揪出來多少，就拉多少去國

子監，最後派包括我在內的6個人押送。

我到國子監時，看見老舍坐着，腦袋被打破了，血往下流。我知道老舍的分量，就對紅衛兵講：「老舍的罪惡很大，你們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沒有口供了。」我又問老舍：「你知罪不知罪?」老舍說：「我知罪。」我就說：「把老舍押回去。」費同志和衛同志趕快找了塊唱戲的水袖，給老舍包紮一下傷口，架着他往外走。當時，我不能指責紅衛兵而公開地保護老舍，那樣連我自己也生存不了。後來我又說：「把被揪的年齡大的、血壓高的人先撤回去。」再後來，我被揭發時，「造反派」說我在這次批鬥會上把問題最多的人先拉回去，便給我扣上「葛老保」的帽子。

王松聲：在汽車上老舍問我，這是怎麼回事

我當時是北京文化局藝術處處長，「8·23」事件中作爲走資派被揪出來。那天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揪出來的人都站在一起，有三四十人。我脖子上掛着一個牌子，是用打字紙的盒子用線兒一拴做的，我剛被押上車，就見老舍也被架上來了。我在一個角，老舍在另一個角。押我們的紅衛兵拿着皮帶，讓大家低頭，有的人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這時，老舍問我：「松聲，你是怎麼加事?」我說：「你別問了。」從他的問話裏證明，對這個突發事件，所有的人都沒有準備，陰差陽錯湊在一起發生了這麼個事情。

押我們的紅衛兵都是女孩子，梳着兩個刷子，扎着一根皮帶。那會兒剛時興塑料涼鞋。我一看，想起自己的女兒那幾天也是這樣的打扮，一天到晚出去也是拿個皮帶掄。我們被押的人一路上誰一探頭，就會遭到一皮帶，並被吼斥：「低頭!」

女八中的紅衛兵那天爲什麼來北京市文化局大院呢?當時有個文化局藝術館的幹部，每年 給她們排舞蹈。他那日看蕭軍不服管教，就打電話請來了救兵。等我們到了文廟，戲箱等「四舊」已燒起來了，我們三四十人統統圍成一圈，跪在火場。火燒得很厲害，紅衛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槍把子，一邊挑火、一邊扔。

他們頭一遍問我們什麼出身，自己報，出身好就不打，出身壞就打一兩棍子。第二遍問什麼職務，又打一輪。第三遍問掙多少錢，又是打。當時有個紅衛兵叫我跪下，我正猶豫時，後頭被踹了一腳。我一下趴在那兒，接着藤棍子「呼」地過去了，幸好我被踹趴倒，否則打在後腦勺上，至少也打蒙了。我心想若是誰被打死了，只要有人喊一聲：「扔到火裏燒了他!」沒有人會說不字，也就燒了，打死也就打死了。圍在火堆時，我看到了老舍捱打，這是我和他的最後一次見面。聽人喊「有病的，起來先回去」，老舍竅然厝チ恕Ｎ沂粲諫僮撐桑糲呂幢惶炅艘躚敉罰碧焱砩嫌直還卦諍笤豪鍃恕?p>趙大年：老舍當時已有「寧爲玉碎」的想法

老舍當時在文學創作上處於一種矛盾狀態，這對一個名作家、老作家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在「文革」中挨鬥、捱打是他死的直接原因，但「左」的文藝政策也扼殺了很多人。當時他與周總理的聯繫是有中間人的，即原國務院祕書長齊燕銘和北京的文教書記鄧拓。這兩人當時也「完」了，鄧拓首先自殺。老舍1966年8月23日去文聯時，不但知道鄧拓自殺，而且與 周恩來斷了聯繫，他不理解了。康生叫他出院，他已經沒有摸底兒的渠道了。這是我猜的。那時老舍的地位不是不高，又是國務委員，又是人民藝術家。「文革」不是天下掉下來的，是多少年積累起來的，在那時爆發並走向極端了。回過頭來想，老舍對此的認識也是一步步的。到「文革」，他絕望了。1965年，老舍作爲中國作家訪日代表團團長，曾同水上勉和井上靖講過玉壺的故事。從中已能看出老舍當時已有「寧爲玉碎」的想法。1964年，毛澤東對文藝界的一些批示他都知道。「文革」不是偶然，老舍之死也並非偶然。「寧爲玉碎」是老舍性格中的一個東西，所以後來巴金痛哭：「怎麼讓他替我們死了呀!」巴金當時也捱整，但老舍的性格就更強烈。與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丁玲、馮雪峰、胡風、夏衍、艾青相比，跟得緊、拼命寫作的顯然是老舍嘛，而反差最大的、自殺的還就是他。當然，他這種自殺也是一種抗爭。

蘇叔陽：我寫話劇《太平湖：老舍之死》有兩個原因

關於老舍先生的死，說法很多。引起十幾年前我寫話劇《太平湖：老舍之死》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性。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捨身取義的傳統，老舍先生的死是否有這樣一個意義?是不是在當時那種浮躁的情緒下大家都重利而忘義?另一個原因是當時關於老舍先生之死說法很多。臺灣地區及美國的一些書寫道：「中國內地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表現得不負責任，自己死，而不願用自己的行爲去揭發『文革』的醜惡，教育國人。 」我覺得這是站在河邊上說風涼話。究竟老舍先生是在一種什麼心態下去死的?死的時候想了些什麼?這些已無法得到他本人的說法。我想，從他一生的經歷、作品和他死前的情況，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黃裳：老舍解放後一直是一帆風順

我和巴金聊天時講過，老舍解放後一直是一帆風順，一直是人民作家，沒受過什麼打擊: ，所以這麼一來他受不了，像我們這些人挨批挨鬥多了，所以「文革」就挺過來了。巴金對我的說法不滿意，說我「胡說」。

柯靈：這說明中國作家有骨氣

老舍先生的死可以看做是一個作家人格的體現。中國有句話：士可殺不可辱。但是真正能做的很少，老舍先生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他做到了。這種犧牲令人感到沉痛，但也感：到很光榮，這說明中國作家有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