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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着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着「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揹着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着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爲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爲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衆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爲，隻言片語都沒有。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着，據說在縣城還開着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爲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不齒於人類的行爲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着「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着粉紅頭皮、淌着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羣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着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着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臺，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捱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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