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六月二十叄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爲《戰火中的中國武官》。按中國大陸的劃分，這顯然是一篇例行的「正面報導」。但這篇報導無意中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即當五月八日中共使館受到導彈攻擊後，中共高層最關注的是當時任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武官任寶凱的命運。

事實上，在使館挨炸的最初時間裏，除證實兩個人已死亡外，共有十多人生死不明。但這篇報導說當時中共「有關部門」已經獲悉任寶凱生死不明的消息，「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對此十分關心」，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發出密令，「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找到任寶凱」。一直到當地時間上午八時多，才從廢墟中找到已經受傷的任寶凱。送至醫院後，中共異無異無尋常地要求南斯拉夫竭盡全力搶救任寶凱，並特別指明要求南斯拉夫軍醫學院配合治療。四天後，任寶凱被專機接回，受到江澤民等人的接見。

中共如此關心任寶凱，顯然與任寶凱的特別使命有關。外電曾有報導，自科索沃戰爭爆發後，中共解放軍有一個十二人小組在大使館內配合南斯拉夫對北約的作戰。而這篇報導也披露，在北約轟炸期間，任寶凱等人經常是冒着炮火危險，穿梭薩瓦河大橋，監察貝爾格萊德情況。

這篇報導的作者，除了一位是該報記者外，另外兩位是所謂的通訊員，應屬軍內，內容不會有道聽途說之嫌。這篇報導從一個方面印證了美國軍方的判斷，即在中國使館確實有一個軍事小組，專門觀察、了解、監聽及研究北約對南的戰爭。中共以前，如海灣戰爭期間，都加派軍隊人員進駐土耳其、伊拉克的使館，利用高技術設備監聽西方國家的軍事行動。在盟軍發動地面戰爭的前五天，中共就通過電子截收方式截獲了有關情報。正因爲如此，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共軍事情報的活動歷來是嚴加監控的。

中國大使館之所以招致美國的導彈襲擊，只能是一個結論，即中共的這種情報作業構成了對北約的現實威脅。在此之前，美國在轟炸南斯拉夫過程中，最大的損失就是一架F一一七隱性戰機被擊落。美國情報部門判斷，南斯拉夫並不具備這種防空能力，只能來自其他國家的幫助。美國具有很先進的軍事通信能力，很快就根據電子波記錄，查出中國大使館內軍事設備在擊落隱性戰機中所起作用的證據。

　　第二個消息，是中只解放軍總參謀部部長姬勝德被調職。真正的原因只能是一個，即中共軍事諜報作業在南斯拉夫受到嚴重挫折。

　　本來，中共諜報人員想當然地以爲，由於有外交豁免權，美國對中共大使館內利用電子設備對南斯拉夫進行情報支援無法進行干預。這種判斷失誤使中共大使館內重要情報設備毀於一旦。中共諜報人員低估了美國的報復能力和打擊的準確性，因此造成了巨大損失。

　　據透露，中共在此以前己經獲得了大量北約空襲的電子資料，儲存了相當豐富的作戰參考資料，但統統被美國製導彈摧毀，而且能夠進一步觀察北約軍事作戰方法的重要設備也不存在。這顯然使中共氣急敗壞，並追查有關人員的相當責任。

　　最近，美國政府官員對媒體公開表示，在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亡的叄名記者中，新華社的邵雲環、光明日報的許杏虎均是中共情報人員（另一名朱穎是許的妻子）。而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於樹寧在反駁這個報導時，所持理由則是，這兩個人在科索沃戰爭中都寫了不少有關南斯拉夫的新聞報導。

　　這種辯論是相當可笑的，因爲所有當今的職業情報人員，都有掩護身分和公共專業。如上述兩人不是情報人員，於樹寧儘可乾脆加以否認，不必畫蛇添足講他們寫甚麼新聞報導。事實上，中共利用新聞記者從事情報活動，已是公開的祕密。中共駐外機構中的情報特務人員，有相當一部份就是利用新聞記者身分進行活動的。人們不會說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其他報刊派出的記者都是情報人員，但說有相當一部份是特殊人員，則並非過分。

　　早在五十年代開始，當時的中共特務機構中調部，曾採取兩個方式用新聞記者，一是在新聞記者中物色合適人員加以情報專業培訓，然後派出國；二是將負有特定任務的情報人員，派往新華社國際部或人民日報國際部，進行新聞專業的培訓（一般是一年半到兩年），後再以記者身份派出國。

　　到八十年代國安部成立後，更出現了由國安部不經新華社、人民日報或其他新聞機構知曉，直接以這些新聞機構的名義派情報人員出國的反常做法。這種做法不但造成了新聞單位在管理上的困難，而且也使中共情報系統本身出現了混亂，新聞單位和情報部門爲此形成許多予盾，一直鬧到鄧小平那裏，最後由鄧小平拍板，凡以記者名義派出的情報人員，應到具體單位工作一段時間，待熟悉業務後再行派出。這實際上恢復了五十年代中調部時期的做法。

　　但八十年代後，情報部門派出或物色的記者迅速增加，不但新華社、人民日報、中新社、光明日報，而且其他級別或部門的專業報社，也涉入其中，這幾乎是中國大陸新聞界人所皆知的內幕。有些記者爲了達到出國的目的，也會主動要求爲國安部服務。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當時的國安部長賈春旺，曾特地邀請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高狄一起吃飯，在飯桌上提出希望增加國安部在人民日報國際部派出人士中的比重，當時高狄一口答應。中共新聞記者大量地參與情報工作，其數量之多，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這樣看來，科索沃事件中有的記者從事情報工作並不令人驚訝。

　　中共對美國炸大使館的真正動機，當然心知肚明。但和美國一樣，同樣無法擺到桌面上來。事實上，正是中共比美國更急於了結此事。如果仔細觀察六月中下旬來的形勢發展，有些變化相當微妙。一、美國助理國務卿皮克林向中方通報美國有關調查結果時，中方雖然擺出強硬姿態，在第二天即通過新華社電訊稿，詳細地介紹了美國政府的調查細節，口氣相當正面。

　　這種反常的舉動，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中共重視的只是如何向國內羣衆交待。二、六月二十四，《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高層情報官員的話說，中央情報局一名中級官員曾經一再質疑北約預定轟炸的目標，但他的質疑並沒有受到中情局高層官員和美軍駐歐洲指揮官的重視，才導致使館誤炸事件。這種說法本身就建立在誤炸基礎上。但是新華社當天異乎尋常地轉發這一消息，人民日報第二天立即刊登，用正面的口氣稱「美國出現新的說法」，主動地爲美國「誤炸」一說製造心理氛圍。反觀美國，人們不難相信，六月中下旬以來頻頻發出的「事出有因」的信號，或者就是出於當局的本意，或者是他們也需要面對國內人民的質疑：難道一個準備領導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頭號強國，會笨到或粗心到利用舊地圖隨意去轟炸另一個強國的大使館？

　　科索沃事件使中共不但在政治和外交上成了輸家，而且在諜報作業上也添了一筆輸賬。種種跡象說明，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共近年來似乎處於流年不利的運勢中。

摘自(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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