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报报导说，这就是为什么投票前与投票后，“杂音”不断的原因。即使票已投出，答案已揭晓，国际奥会的压力不减反增。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要求布希总统与其他各国领袖共同督促中共，要求中共保证“尊重与保护人权”，只是其中之一。在此情形下，国际奥会不得不为自己的决定公开做出回应，一方面信誓旦旦的强调，这是“负责任的决定”，另一方面还发下赌咒，“赌中共会因此改善人权”。

确实，当初支持中国申奥的一个普遍说法，就是借此帮助中共融入国际社会，有助于促进中共开放与民主化。然而，从历史发展上看，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成为希特勒宣传纳粹的最好舞台，一九四○年奥运决定在东京举办，日本军国主义却如火如荼，一九八○年奥运在莫斯科开幕前不久，苏联的坦克入侵阿富汗，故而这样“一厢情愿”的以奥运促进中共开放、民主化，到底能不能奏效，还需要时间与事实的验证。

固然，一九八八年南韩取得奥运主办权，迫使韩国加速民主化，这是奥会正面意义的例证。不过，以中共过去鼓动民族主义来解决内忧外患的策略，再证诸中国取得主办权后的举国若狂，而且深怕一旦没有成功会造成不可测的后果而做出对策的行径来看，到底奥运会增进中国的民主与人权还是民族主义的狂热？恐怕更值得关注。
无论如何，这是一场世纪大豪赌，国际社会用奥运下注，看来是赢少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