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正当中国加入世贸甚嚣尘上的时候，交通部部长黄镇东表示，在新的产业政策下，交通部已严禁外资，包括香港和黄集团，在货柜码头投资项目上持有控股权。他又说，过去由于特殊原因，交通部允许和黄在货柜码头的投资项目上持有控股权，但目前政策已有变化。
究竟这变化是怎样发生的？黄部长并未加以说明。
李嘉诚和黄深圳盐田港投资有变
众所周知，投资货柜码头，一向是和黄集团在国内外的重要投资项目。它在香港货柜码头和巴拿马货柜码头都拥有绝对控股权。
一九九三年，李嘉诚亲赴北京，签订了投资六十亿港元协议，建设深圳盐田货柜码头。当时，中共正处于「六四」之后的孤立境地，因此李氏的巨额投资，对中共意义重大，故能取得百分之五十点五的控股权。后来，和黄在上海集装箱码头第一期的投资，便只能取得百分之四十股权，在宁波港的投资，也只取得百分之四十九股权。盐田货柜码头第一、二期工程建成后，营运顺利，现在到了谈判第三期工程的时候，中共变了脸，不再给予控股权。虽然李嘉诚在北京的人脉关系很深，深到可以受龙廷延见，但事情涉及中共认为有关他们经济命脉的，便没有人情可讲，说变就变。
这就是中共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反映到中国经济上面，又成了中国经济的本质。
党控经济，是资本主义变种
一般人都说，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嘴巴上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行的是资本主义。这种说法，主要是看到共产党已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允许个人发财，金钱挂帅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普遍追求的准则。但是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只能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了，共产党实行了一种受它控制的「变种资本主义」，而这种变了种的资本主义，却与正常的资本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手段（包括土地、厂房、机器、原料）和资本，属于私人所有；它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企业或个人投资在市场上的活动，除了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之外，不受政府操纵、控制和支配；利润归私人所有，亏损由私人负担。
固然，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真的属于国家所有，即使政党轮替，并不改变企业的国有性质，执政党下台时无法将国有企业带走，除非它原本属于党产，像台湾国民党的党营企业那样。
党掌握政权，同时掌控经济命脉
中国大陆的情形不同。共产党行的是一党专政，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因此国有财产等于党有财产。党掌握政权，同时也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情形，即使经过二十三年的开放和改革，基本上并没改变。
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改变，除了一些小型的国企被私有化之外，绝大部份仍受国家和党的控制，故所有权未改，只改了经营形式，即官方所称的「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只不过是将企业从原本所属的国务院各部的体制里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集团，自行经济核算。说是盈亏自负，若是真的亏了，这笔账最后还得由政府负担。
过去在政府体制里受指令经济控制的企业，现在被投入市场，依市场规则营运。因为它有政府背景，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往往独立于整个行业。例如中国石化集团，它简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石油王国，垄断着全中国的石油产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大小城市的加油站都是它的。
这不过是随便举一个例子罢了。事实上，全中国所有银行、证券、航空、铁路、电力、电信、矿产、钢铁、纺织等等企业，以及主要的外贸公司、内销的大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都控制在中共手里，更不用说那些与国防有关的军火工业和航天工业，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传媒企业和出版企业了。
绝大部份国企主管为党组织任命
共产党是中国经济最大和唯一的垄断者。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有百分八十以上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是由组织任命的，即使是非国有企业，也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主管由组织任命，而上市公司之中，超过百分之五十九的经营者也由组织任命。可见中共对企业的控制，像八爪鱼，绝不会放松。
这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称它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均无不可，但都不算贴切，最直截了当的，可以称之为独裁党控制的资本主义。它是共产世界在苏联和东欧崩解之后，中国共产党所能找到的一条求生之路，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优点，来为共产党巩固政权服务。共产党配上资本主义这 一种怪异的配搭，是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者可以认为这是共产党和平演变的过渡，但是一个过渡社会，在历史上能够存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便不能等闲视之，需要对它细加剖析，研究它存活的原因。
私人资本发展需依附党的权力
私人企业和资本家在中国这种党控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今年三月公布的二ΟΟ年中国五十名首富名单，足以说明这些新生资本家在改革廿三年中发展的速度。但其中第一名首富荣氏家族所持的财富「中信泰富」，其原始的「中信」资本来自国务院；民间自发的资本家如希望集团的刘永好、陕西金花集团的吴一坚、黑龙江东方集团的张宏伟，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正在依附权力而自保，谁能相信这些资本家会敢于发挥十九世纪英国宪章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那种为议会民主而抗争的精神。
中共对叛离权力的资本家之打击是无情的。新疆前首富热比娅，仅仅因为丈夫是疆独份子，她的整个企业王国于昼夜之间化为乌有。香港的黎智英，因为「六四」时候骂了「李鹏扑街」（扑街：粤语该死之意），他在大陆火旺的佐丹奴企业，被逼易主。近来中共对亲台独的许文龙在大陆投资的奇美企业各厂，仅给予些微刁难，为的是顾虑投鼠忌器，怕吓坏了台湾其它投资者。现在交通部长黄镇东对和黄集团摆起面孔下禁令，李嘉诚先生也只好逆来顺受，发不得「我不再投资」的脾气。
私人资本家在共产党权力面前的处境，只能是这般，抗争不得。
为我所用，是利用外资的目的
西方的政客如克林顿，想藉柔性外交，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握有中国政治和经济绝对权力的共产党，也会藉中国广大人口和庞大市场的潜力，吸引西方，与列强周旋，挑拨列强间彼此的矛盾，从中取利。
所有外来投资，在中共权力紧握的大环境中，谁也不敢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对共产党有丝毫不利的差池。几年前，香港和国外的出版界想在中国创办纯属时装或软性的杂志，没有一个成功。世界传媒大亨梅铎几番想在中国办报，一样泥牛入水。早期国际大财团进中国投资的，多数埋怨官僚的条条框框，也曾有些准备撤资。最成功的是摩托罗拉，而微软至今仍打不开局面。中国对外国财团投资很有拣择，来者不善的很难落地生根。
反正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都握在共产党手里，它不怕外资来抢饼。凡是重要的经济领域，它的垄断局面始终不放。而它自已没能力发展的领域，则提供引人入胜的优惠条件。外资，特别是港资和台资，固然从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建厂成本上获利，但共产党获利更多。第一，投资带来经济发展，部分纾解严重的失业问题，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第二，中美贸易一年八百多亿美元的顺差，其中相当部份来自港台厂家的产品。第三，港台资本输入和贸易盈余，是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来源，它大大减少了中国外债的压力。第四，凡是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都是不动产，要搬也搬不走。共产党吸引外资，固然彼此两利，但更多的目的在于「为我所用」。
二十三年来与外资打交道的经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经济营运技巧和知识，懂得宏观和微观，懂得硬着陆和软着陆，懂得向市场集资和利用衍生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所没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智库。利用这些智库，共产党人便能长袖善舞，驰骋于国际金融舞台、外贸舞台，甚至敢于加入世贸，高唱与世界市场接轨。
所有这些新思维，使得共产党人远离马列主义老祖宗，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维持权力于不坠。对于共产党整个高层领导人来说，权力就是持续掌控经济及其利益之所需，万万不能丢失。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按：中共允许市场经济，却不允许民主改革的作法，能否解决中国问题？西方资本家的智囊们推销的对华政策建议，所谓与中国政府“订婚”(engagement)策略，并非要求政治民主化，而是希望中共开放中国市场，实行资本主义。中共怎样利用市场经济巩固其政治垄断权力？资深政论家许行透过最近港资和黄事件，深刻剖析中国经济的党控本质，指出共产党绝不允许任何势力染指其经济命脉与敏感领域。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共不会进行政治民主改革，独裁暴力恐怖统治的本质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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