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历史创举”?因为这场签名运动和古今中外的签名运动都有着本质的
区别。众所周知，签名运动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行动，它是民间发起的，表达民间的某种要求，试图唤起民众，形成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或施加影响，其目的或者是推动政府采取某种尚未采取的措施，或者是迫使政府改变某种原有的政策。

例子是很多的。在中国，有戊戌变法前奏的公车上书，有八九民运中的多次签名运动，呼吁政府释放政治犯，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还有六四后的多次签名运动，要求为六四事件平反，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等等。外国的例子也很多，在俄国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俄国学术界先后有一千多位学者签名请愿，要求开放选举和宪政改革，还有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签名运动，以及诸如此类。这些签名运动都具有明显的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意义。

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见识过另一种性质的签名运动，完全没有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性质，譬如一些中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签名运动，各地红卫兵要求把天安门广场改名东方红广场的签名运动。但就是这些签名运动，也总是具有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意义，签名者希望政府能采纳他们的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年这些“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是共产党长期洗脑和暗示的产物，但是在表面上它毕竟还有一副“群众运动”的外衣――它总是在要求政府去做一件还没有去做的事，用毛泽东的话，叫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用古人的话就叫“先意承旨”:下面的臣民揣摩和迎合统治者的心意，在统治者自己还没有想到或还没有实行之前，先提出有关的主张或要求。例如当年一批“社会名流”联名上书袁世凯，恭请大总统早日顺应“民意”当皇帝。

今天这场签名运动就怪了。因为这场签名运动发生在江泽民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并全力镇压已经十九个月之后，连“先意承旨”都根本谈不上，这算哪门子签名运动呢?

非但如此，这场签名运动甚至连“响应号召”都谈不上。在毛泽东时代，“伟大领袖”发出什么号召，下面的革命群众立刻表态“热烈拥护”，“坚决响应”，刷标语，开大会，也有人在大字报或决心书上签名的。不过那时人们都不兴把这种事叫签名运动，那时候有个更准确的叫法，叫“献忠心”。眼下这场江泽民导演的签名运动，和真正的签名运动毫不相干，顶多算“献忠心”罢了。可是这比起当年的“献忠心”也还差得很远。那时候的“献忠心”讲究的是紧跟，闻风而动，越快越好――动作慢了就显不出真诚了，哪象现在这一次，整整晚了十九个月!

由此可见，这场江泽民导演的反邪教签名运动完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闹剧，大丑闻。照说，政府差不多每天都要作出许多重大决策，为什么其它的决策都不需要搞群众签名，唯独打击法轮功这一条呢?正因为江泽民清楚地意识到他一手推动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不得人心，所以他才需要伪造“民意”给自己壮胆。

江泽民导演这场闹剧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是用伪造的“民意”来压制党内、政府内和社会内部的反对意见，这从反面证明反对意见的力量非同小可。第二，是用这种伪造的“民意”去抵制国际社会的正义谴责，这从反面证明江泽民政权在国际压力下的理亏心虚，色厉内荏。最后，也是最可恶的一个目的，就是拉人下水，尽可能连累更多的人，让他们充当帮凶，共同犯罪，把良心作了抵押，让他们难以返回。这是古今中外的犯罪集团都十分熟悉的一种做法。专制统治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这次所谓反邪教的群众性签名运动中，我们闻到的是江泽民政权彻底腐烂发出的臭味。

我敢断言，如果我们能在中国展开一场维护信仰自由，反对迫害法轮功的群众性签名运动，我们一定能得到起码五倍、十倍于官方签名数量的的签名。只要在中国，不同的观点、反对的观点也能自由发表，不用一个月，我们就能把参与官方签名运动的群众的至少百分之八十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江泽民独裁政权的倒行逆施完全是建立在压制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谁还能对这一点有怀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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