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還沒到「議論」就能「誤國」的程度，倒是愚昧常常誤國，中國的災難可以說全部是由於愚昧造成的。

由於愚昧無知，才會發生大躍進、三年困難、文化大革命等悲劇；由於愚昧無知，才會有人治主義、專制主義、愚民主義的封建傳統；由於愚昧無知，不知道遭受災難的真相，才會重複災難；由於愚昧無知，萬歲成癖，骨頭髮軟，古人長期跪着生活，所以，視官貴民輕、逆來順受、敲詐盤剝爲當然；由於愚昧無知，不了解現代人類文明，不懂得先進國家的做法，所以，不斷地陷入治亂的循環、動亂和戰爭的深淵。

西方知識分子有着強烈的批判意識。那裏的輿論有個共識：沒有批判意識，就不成其爲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的獨立的批評監督，就沒有西方健康發展的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君不見西方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上盡是揭短露醜、揭露時弊的內容，由此，他們才建立起監督政府、制約社會、保護人權的現代文明。

而在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獨立的地位，即使偶爾議論一下時政，也被批評爲空談誤國，似乎中國人最講究實幹。可是，不明白現代人類文明的實幹、蠻幹，就如中國的大躍進、文革，前蘇聯的「集體化運動」、「大肅反」、「向共產主義過渡」等等一樣，只能是浪費熱情，貽害國家。

當今，中國雖然實行了改革開放的英明政策，領導者比較開明能幹，但就不需要批評監督嗎？官僚主義、不正之風、工程報廢、貪污腐敗、司法不公、執法犯法、行刑逼供、國企改革落後、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等都與缺乏有效的批評監督和輿論力量密切相關；

而我國改革每取得一些成就，則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人民的呼籲參與、知識分子的議政督政。如權利下放，經濟責任制，股份制，多種所有制，資本市場，市場經濟，發展三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金融制度、現代財稅制度，集約增長，資本經營等等，無不是從非法到合法，從議論、「空談」到官方決策而爲全國所接受的。

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吳敬璉曾因長期宣揚、「空談」股份制、市場經濟而被人譏笑爲「厲股份」、「吳市場」，屢遭打擊，但最終他們爲推動改革的向前發展作出了貢獻。

還有，林林總總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出臺，倘若沒有理論、議論的醞釀準備，當權者不可能拿得出來，予以公佈。

而另一種情況是，由於議論不夠，輿論不夠強大，或者執政者瞻前顧後，導致決策失誤的事常有，如：我國價格並軌、匯率並軌、股份制、住房改革等都沒有按照理論家、知識分子的建議在某個更好的時候出臺改革政策，結果錯過了最佳時機，導致了改革成本的上升，損失巨大。

所以，中國遠遠談不上議論誤國，倒是愚昧誤國的危險時刻能感覺到。

摘自《中國研究》2000/11（17）,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教授）(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