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据路透社记者爱德华多・巴普蒂斯塔（Eduardo Baptista）8月31日报导，中国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已下令查封、扣押或冻结荷兰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Nexperia）及其设备事业相关资产，涉及金额最高达21.4亿元人民币（约3亿美元）。安世虽是总部设于荷兰的半导体企业，但中国闻泰科技（Wingtech Technology）2019年透过收购取得其控制权；2025年荷兰方面以国家安全及公司治理疑虑介入后，闻泰对安世的实际控制受到限制。如今，相关诉讼尚未进入实体审理，中国法院便先行祭出巨额资产保全措施，使寻求重掌安世控制权的闻泰取得新的司法杠杆。
这起事件也再次向外企敲响警钟：在中国，商业争端一旦卷入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角力，企业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竞争，而是行政、供应链与司法力量交织而成的多重压力。
防技术资产外移中国 荷兰限制闻泰控制权
这场跨国企业控制权争端的根源，在于荷兰政府对安世关键技术、资金与生产能力可能遭转移海外的国家安全疑虑。2025年，荷兰政府罕见援引《物资供应法》（Goods Availability Act）介入安世营运，指出公司治理存在严重问题，恐危及荷兰及欧洲关键半导体技术与产能安全；相关措施限制安世在未经政府许可下转移公司部门、撤换高阶主管或作出其他重大决策。
荷兰政府事后披露的内情更为严重。官方文件指出，当时安世管理层涉及将生产资产、资金、技术、专业知识乃至智慧财产权，不当转移至一家不属于安世集团、却由时任执行长张学政控制的外国实体；甚至存在待相关资产与技术转移取得进展后，关闭或大幅缩减欧洲生产及研发据点的计划。荷兰政府警告，若任由情势发展，安世在欧洲累积的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与生产基础恐遭逐步掏空，不仅危及荷兰及欧洲的经济安全，也可能削弱欧洲对关键晶片供应链的自主掌控能力。
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也从公司治理层面介入，认为有充分理由质疑安世在张学政领导下的治理状况，随即暂停其董事职务，并将闻泰间接持有安世股份所附的绝大部分表决权交由法院指定的独立管理人管理。这项司法措施实质切断闻泰对安世的控制，使这家总部设于荷兰、却一度由中国企业掌控的晶片制造商，重新置于荷兰法院监督及公司治理机制之下。
荷兰政府其后虽随中荷磋商及晶片供应情势改善，暂停先前的行政命令，但司法限制并未随之解除。2026年2月，荷兰企业法庭更下令正式调查安世先前的公司治理，闻泰至今仍未恢复对安世的实际控制。行政措施退场、司法约束持续，也成为闻泰此后转向中国法院反攻的重要背景。
供应链沦政治筹码 中共祭出口管制报复
荷兰出手限制闻泰对安世的控制权后，北京迅速展开反制。2025年10月4日，中共商务部针对安世在中国的营运祭出公司特定出口管制，要求安世中国实体及相关分包商出口部分中国制零组件时取得许可。这项措施并非一般性的半导体出口限制，而是直接锁定安世中国业务；荷兰政府更公开质疑，中方并未提出明确的安全理由。
中国的出口限制很快冲击全球供应链。安世的晶片并非在单一国家完成全部制程，而是采取跨国分工模式：部分晶圆先在德国、英国等欧洲厂区完成前段制造，再运往中国进行切割、组装、测试与封装，最后才成为可供汽车及电子产品使用的晶片成品。换言之，中国掌握了安世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后段制程环节。北京祭出出口管制后，即使欧洲晶圆厂仍能持续生产，送往中国加工完成的晶片成品却可能因出口许可受阻而无法正常交付全球客户，迅速造成供货吃紧，甚至导致部分企业停产。一场原本围绕荷兰晶片企业控制权的争端，就此被放大为牵动全球汽车与消费电子产业的供应链危机，也凸显北京利用中国境内制造与出口环节作为地缘政治施压杠杆所带来的风险。
在欧洲产业界接连警告晶片短缺恐冲击汽车生产，以及荷兰、中国与相关企业密集交涉后，北京逐步放宽出口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安世中国晶片恢复出口，供应危机因而有所缓解。这场风波却已凸显安世供应链对中国后段制程的高度依赖，以及北京一旦收紧出口环节，即可能迅速把单一企业争端扩散为全球产业风险。
出口管制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闻泰又另辟中国司法战线。2026年5月，闻泰及相关中国实体在东莞提起诉讼，将安世及3名高阶主管列为被告，提出总额高达8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至此，北京先前的出口限制与闻泰在中国发动的巨额诉讼，先后把这场原本集中于安世公司治理与控制权的争议，推向供应链与跨境司法两个层面。
中资索赔80亿 中共法院先冻结外企巨资
闻泰这场在中国发动的司法攻势，索赔金额高达80亿元人民币。诉状将安世及相关企业与3名高阶主管列为被告，并把对荷兰方面限制措施的执行列入争议，指控相关行为具有所谓“歧视性”，要求被告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更值得关注的是，案件迄今尚未进入实体审理，东莞市中级法院便应原告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安世及相关设备事业最高约21.4亿元人民币资产。遭保全的资产包括安世持有的多家中国企业股权，以及设备事业旗下无锡公司的股权；相关措施最长可延续至2029年8月。
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并不代表闻泰已在诉讼中胜诉，也未直接改变安世目前的控制权，但其实际效果不容低估：在双方争议尚未经实体审理、责任归属也尚未判定之前，安世已有数十亿元人民币资产受到司法限制，闻泰则因此取得新的谈判与诉讼筹码。对仍在中国拥有大量资产与生产布局的跨国企业而言，这起案件也凸显一项更深层的风险：一旦跨国商业争端与地缘政治角力延伸至中国境内，企业在华资产可能迅速成为司法保全与诉讼攻防的直接标的。
司法资产成施压筹码 外企在华风险升高
安世风波所暴露的，已不只是单一企业的控制权争议，而是跨国企业在中国营运时难以忽视的制度性风险。从北京祭出出口管制、牵动全球晶片供应，到闻泰在中国提出80亿元人民币巨额索赔，再到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安世最高21.4亿元人民币资产便遭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一连串事件显示，当商业纠纷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及中外利益冲突交织时，外企在中国的供应链、股权与资产都可能迅速卷入行政与司法攻防。
这起事件也再次凸显西方国家近年对关键技术、智慧财产与生产能力流向中国的警戒并非毫无现实背景。荷兰政府先前披露，安世曾出现生产资产、资金、技术、专业知识及智慧财产权可能遭不当转移至集团之外外国实体的情况，甚至涉及缩减欧洲生产与研发据点的计划。这些疑虑最终促使荷兰政府与法院分别从国家安全及公司治理层面介入，也说明欧美近年重新审视中国资本掌控战略科技企业，背后存在具体的产业安全考量。
目前，中共法院尚未对闻泰提出的80亿元人民币索赔进行实体审理，财产保全裁定本身也不等同闻泰已获判胜诉。然而，从出口限制冲击全球晶片供应，到巨额在华资产遭司法冻结，安世事件已向跨国企业发出清晰警讯：企业一旦把关键制程、供应链与大量资产集中于中国，不仅必须承受一般市场与法律风险，在中外政治与国家安全冲突升高时，更可能同时暴露于行政管制、供应链中断与司法措施的多重压力之下。对全球半导体产业而言，如何降低对单一政治与司法环境的过度依赖，也已不再只是成本问题，而是供应链安全与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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