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中共对社会的管理的方式就是控制，大到社会的计划经济，小到个人的计划生育，什么都要管。几十年的中共建政历史证明，中共在哪些方面管得越多，哪些方面就变得越差，甚至停顿。1949年中共建政后，开始在城市强化党的控制，对城市的控制仅仅半年多时间，中国的经济就发生了停滞，社会一片萧条。
当年，中共接管全国各大城市之后，为了拉拢工人，欺骗说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准备“当家作主”。但随著中共对城市各行各业控制力度的加大，社会经济全方位的衰退，却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
首先，中共规定其发行的人民币是唯一合法货币，而美钞、银元和金子等却在几个月后就不允许流通了，这导致很多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同时，中共又用其开办的国营贸易公司，来全面控制原材料的供应，而且国营贸易公司下设的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以防止商品物价被私人操控的名义，逐渐垄断了国内所有商品的流通渠道。
中共也逐渐将对外贸易掌握在手中，中共人为制定的人民币汇率非常高，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削弱，很多各类企业面临著严重资金短缺。
例如，之前工业产值占全国半壁江山的上海，普遍开工不足，工厂一周只能开工三天，棉纺厂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等原材料，只够六个月的生产所需；东北工业的总产量仅仅达到日本满洲国时代的30%。
要改善这种状况，必须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但中共坚决反对从外引进，为了解决大多数企业缺乏资金面临停产的现状，中共只好向苏联大幅举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曾经承诺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的许诺落了空，工人们开始抗议，但在国民党时期屡次挑动工人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中共却颁布了新法规，宣布罢工违法。而承诺落空的另一方面则是企业主们在给工人们增加了工资之后，导致了生产成本迅速上升，让企业的困境雪上加霜，甚至不得不倒闭。
中共当时在农邨的征粮是非常血腥的，甚至连口粮和种子粮都被搜去，还出现了各种折磨人的酷刑。而在城市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著。中共急需筹集现金，所以在城市中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税。
例如，北京的税收以小米计算，民国时期的1946年征收了31400吨，1947年征收21000吨，1948年只收上来10000吨。然而中共建政后的1949年，税收直接攀升至53000吨，可以想像这多征出来的4万多吨小米又让多少人处于生活困顿之中。所以无论是倒闭的小店主还是无法维持家人生计的普通人，都在抱怨中共。
湖南长沙市在民国时期每人每年所要缴纳的税收仅为80公斤粮食，而1949年每人每年则需要上交250公斤。
同时，中共对私营公司任意征税，某些税种甚至可以追溯至之前若干年，例如烟草业的税收竟然达到120%，这无异于对行业的摧毁。对此，薄一波曾承认，这种情况已经“破坏了商业”。
短短几个月，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大城市就败象尽显，各地的工厂停工、贸易中断，公司倒闭。
其中，上海有约2000家贸易公司和1000家工厂倒闭破产，在全市500多家银行中，仅余100多家能继续营业，而且其中的50多家还在向政府申请破产；很多外资的运输和电力公司因资金短缺不得不向人民银行大举借贷，最终都逃不过被政府实际控制的命运。
几百家生产纸张、火柴、橡胶和棉布的工厂倒闭；136家化妆品工厂只有30家能开工，而且大多数改为生产牙膏。
中共1950年5月的《内部参考》中也写道，曾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现在500多家商店停业，数百家工厂倒闭；曾经的工业重镇无锡，工厂里繁忙的景象一去不返，一片死寂，数百家商店也关门歇业；纺织重镇松江的18家纺织厂中只有一家还在勉强维持生产。
市民的失业率飞速飙升，1949年12月，200万居民的北京市有5.4万人失业；上海1950年夏天有15万失业人口；福州市人口不足50万，失业人口却超过10万；广州全市有1/3的工人失业。
在高税收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各地出现了多起自杀事件，还有人被活活饿死，甚至有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小孩。
城市市民的巨大不满很快转化成群体事件，长沙发生了6起失业工人包围工会、反对共产党的事件，甚至有人鼓动以暴力推翻政府；广州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郑州几百名搬运工人因抗议工资太低，聚众袭击了市政府，殴打负责干部，砸坏门窗和家具；南京工人们抱怨待遇不如国民党时期，机关和工厂的墙上到处写著“反共”的口号。
1950年5月10日，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在发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报告说，大家对现状失望至极，成批成批的人退党，普通老百姓则向政府请愿，并有人撕毁毛泽东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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