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0月5日刊出中国问题学者Carl Minzner的文章〈中国的漫长暮色〉，警告中国正步入可能延续百年的人口衰退，而习近平治下日益集中的权力与僵化的政治体制，正在削弱北京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中国不仅面临人口萎缩、老龄化、养老负担加重与婚育崩跌，更棘手的是，一个愈来愈依赖最高领导人意志、压缩政策纠错空间的体制，正面对需要大规模改革与高度政策弹性的人口巨变。Minzner警告，人口危机与政治僵化相互叠加，可能使中国陷入一场延续数十年的经济、社会与治理困局。
一胎化恶果浮现 2040年代恐年减千万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享有庞大“人口红利”。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1978年的57%升至2010年近75%，源源不绝的劳动力投入工厂、建设与城市化，成为中国数十年高速经济成长的重要支柱。
如今，人口红利正在转为沉重负担。文章指出，中共长期推行一胎化政策，加上东亚普遍存在的低生育趋势，使中国生育率已连续约30年低于人口替代水准。中国人口近年已进入负成长，出生人口萎缩与老龄化同时加速，当年以强制手段压低生育留下的人口结构后果，正逐步浮上台面。
更严峻的冲击可能还在后面。若超低生育率持续，到了2040年代，中国人口每年可能萎缩约1%，相当于一年减少约1,000万人；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可能升至30%左右，本世纪末甚至突破40%。
这意味中国面对的并非一次短暂的人口下滑，而是一场可能延续数代的结构性萎缩。Minzner形容，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长达百年的人口衰退时代”。曾经推动中国崛起的人口红利消退后，留下的将是劳动人口萎缩、养老负担攀升与经济成长承压相互交织的长期困局。
习近平集权加剧 政治僵化削弱纠错能力
比人口萎缩更令Minzner忧虑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正在失去应对危机所需的弹性。文章指出，中共重新走向一人集权，过去数十年形成的技术官僚治理与集体决策机制遭到削弱。习近平2018年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此后权力进一步向最高领导人集中，接班安排至今仍不明朗。
Minzner认为，权力高度集中最危险的后果之一，是官僚体系愈来愈不敢偏离最高领导人的路线，即使政策出现问题，也难以及时修正。2022年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之初，地方官员曾尝试较具针对性的防疫措施，但在与习近平坚持的“动态清零”路线发生冲突后迅速转向，最终实施长达两个月的严厉封城，数以千万计居民被限制在家，食物、药品与医疗供应一度陷入混乱。
文章认为，上海封城暴露的并不只是防疫政策失误，更是一套高度集权体制的纠错困境：当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服从而非政策成效，地方试验、不同意见与政策修正的空间便会受到压缩。
这种僵化如今可能延伸至经济政策。面对通缩压力、内需疲弱与产能过剩，北京仍将大量政策资源投入制造业与科技产业。Minzner认为，当重大政策愈来愈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偏好，而官僚体系缺乏挑战与修正政策的空间，中国面对人口老化、养老改革及社会保障等长期问题时，也可能更难作出必要而痛苦的调整。
养老金城乡差18倍 “共同富裕”未缩鸿沟
人口快速老化，正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裂缝推到台面。文章指出，中国主要城镇养老基金涵盖约5亿名职工、退休人员及干部，中国研究人员曾预测，若制度没有进一步改革，基金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面临耗尽风险。北京虽已启动延后退休改革，但随著缴费人口减少、退休人口增加，养老体系承受的压力只会愈来愈大。
更尖锐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悬殊的退休待遇。2022年，约1.38亿名城镇退休人口平均每年领取约6,080美元养老金；另有约1.75亿名农村及流动退休人口，平均一年仅约345美元，两者相差近18倍。对待遇较低的群体而言，人口老化不只是国家财政问题，更直接关系晚年能否维持基本生活。
Minzner指出，这种巨大落差也暴露“共同富裕”口号与社会保障现实之间的距离。习近平上台后高调倡导“共同富裕”，但文章认为，中国至今没有从根本上缩小养老与医疗福利的巨大差距。人口愈老、退休人口愈多，这套不均衡制度所累积的财政与社会压力也将愈难回避。
真正棘手的是，再分配必然涉及利益重分。Minzner认为，北京若要大幅提高弱势群体的养老与医疗保障，就必须重新调整财政资源与现有福利格局，而公务员、国企职工及部分城市居民正是现行制度的重要受益者。这也使人口老化成为一场政治考验：北京是否愿意为缩小社会保障鸿沟而触动既得利益，将决定“共同富裕”究竟能否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实质的制度改革。
从限生到催生 北京难逆人口跌势
面对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北京的人口政策已从过去限制生育急转为催婚催生，陆续推出育儿补助、育婴假等措施，同时收紧离婚程序，并对非医学需要的堕胎及输精管结扎施加更多限制。从官方教材、邮票到公共宣传，多子女家庭也重新成为政策鼓励的典型形象。
但政策180度转向，并未扭转年轻人远离婚姻的趋势。2013年至2024年间，中国新登记婚姻数量下降约55%。Minzner认为，中共一方面要求年轻世代多结婚、多生育，另一方面又重新强调“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角色，却没有充分处理育儿成本、就业压力、女性人生选择与僵化性别规范之间的冲突，反而可能使部分年轻人对婚姻与生育更加却步。
从一胎化时代限制生育，到人口萎缩后转而鼓励生育，北京可以迅速改变政策方向，却无法用行政命令改变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住房、教育、育儿成本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与职场压力若未得到充分缓解，单靠补贴、宣传甚至行政干预，很难重新建立婚育意愿。
另一条可能缓解人口萎缩的道路，同样受到政治环境制约。人口老化国家通常可藉移民补充部分劳动力，但文章认为，中共近年日益强调国家安全、防范外国影响与本土主义，使中国更难大规模利用移民填补人口缺口。2025年北京宣布推出吸引外国年轻科技人才的新签证后，网路随即出现强烈反弹，部分网民甚至担忧外国人争夺工作与婚配机会。
Minzner的分析凸显北京人口政策面临的双重困境：对内，从限制生育转向催婚催生，仍难扭转婚育下滑；对外，安全化与本土主义又增加利用移民补充人口的阻力。北京可以180度改变人口政策，却无法命令人口趋势跟著转向。
社会问题“安全化” 北京以维稳应对人口困局
比人口减少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北京可能如何回应人口衰退带来的社会压力。Minzner指出，中共正逐步把部分人口与社会问题“安全化”：面对失业、未婚、收入不稳、社交孤立及经济挫折等现象，政策焦点不只放在福利与救助，也愈来愈关注这些群体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
文章指出，2023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进一步强化中共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统筹。Minzner并以官方关注的“四无”“五失”等群体为例，认为随著人口老化、青年就业困难、婚育下降及经济压力持续，北京可能更加依赖网格化管理、监控与维稳机制处理社会不满。
这形成另一个治理悖论：人口危机需要的是养老改革、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及提高年轻人安全感等长期政策，但如果愈来愈多社会问题首先被视为稳定风险，政策资源就可能更多投入“管住问题”，而不是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Minzner认为，监控与压制或许能降低公开抗议与维持表面稳定，却无法增加出生人口、填补养老缺口，也无法消除青年失业与经济挫折。
Minzner最后以晚明政治僵化作为警示。他认为，若习近平长期掌权、官僚体系的政策能力持续弱化，再叠加接班不确定性、地方财政压力及社会保障负担，中国到了2030至2040年代可能面临更加棘手的政治与社会压力。
他同时提醒，美国没有理由对中国的人口困境幸灾乐祸。美国同样面临低生育、政治僵化与贫富差距等问题。Minzner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差异在于，中国在习近平治下权力更加集中，而人口衰退偏偏需要长达数十年的政策调整、制度改革与纠错能力。
中国无法靠政治命令逆转人口结构，也无法靠监控消除人口衰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压力。Minzner的警告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风险：当人口危机撞上一个更加集权、更加重视控制的政治体制，北京自身的政策选择，可能使一场原已难以逆转的人口衰退，进一步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治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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