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他的小女儿邓榕。（自由亚洲配图） 【人民报消息】邓榕一面强调江泽民的“最重要”但同时又强调了他国家主席的位置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他那党、军领导人的地位则在今天已经必须“透过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实行集体领导”。言下之意“江泽民不可能如她邓榕的父亲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个人集权”。 对比下来“邓榕在一九九五年初多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全部回答问题内容中属这一段临场发挥得最好”既表达出了她必须要表达的对“邓后”中共政权持续巩固的信心，同时又巧妙地告诉外界:“邓后”中共政权的继续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江泽民个人”。 但同时“邓榕在这几次接受采访过程中”也有回答问题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她当时在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复述了她父亲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很危险”但日后又在接受《澳洲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却又强调她父亲”非常清楚继续给予（江泽民等）现领导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她父亲曾表示“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健康，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继续活着，就是我能给他们的最大的支持”。如此说来江泽民等“接班人”的兴亡成败岂不是仍然维系在邓小平的寿命身上? 关键的问题在于“邓榕上述临场发挥的精彩之处”与江泽民本人当时正在大树特树其个人权威的行动显得那样不和谐；而上述临场发挥时不经意露出的破绽之处却又对江泽民等领导集体成员对外共同宣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长大成人”构成了绝妙的讽剌。 海外当时有不少报导内容中都有邓榕面对西方媒体的“口无遮拦”令江泽民愤怒至极的说法，但“怒摔茶杯”之类的细节描述应该都是局外人“想象”出来的，「较为可信的说法就是江泽民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主持的中纪委会上指责有同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妄议中央”。虽然没有直接点出邓榕的名字“但当时整个中共党内只有邓榕一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与会者谁都明白不直接点名是因为邓小平当时还在世，“投鼠忌器”而已。 而当时的邓榕如此“妄议中央”令江泽民忍无可忍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他江泽民就已经“胆敢”拿邓小平小儿子邓质方开刀。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曾经与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一笔难写两个方”的时任首钢董事长周冠五的公子周北方在江泽民整肃“北京帮”的过程中被已经入狱的北京国安局贪官供出的故事。此事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时间却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间相隔三个月之久。 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开始，“邓质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所有经商太子党中最高调、最疯狂”最不在乎外界负面舆论的一个。邓质方当时身体力行他爸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本领不但远超出他哥哥当年经营康华的水平」其胆大妄为的程度和疯狂聚敛财富的速度也令其他所有高干子女望尘莫及。 当时的邓质方利用邓小平的权势，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地产公司。接着「他同周北方与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合作成立“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一时间“北京有他的公司、海南有他的地产、上海有他的房产、香港有他的控股……”那个年代的港人可能至今都还记得一时间香港各大报刊上满是邓质方和与他“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商业搭档周北方一左一右与他们的大金主李嘉诚的光鲜合影照。 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是“一九九四年的江苏省纪委开始调查当时轰动全国的无锡集资案时发现北京的涉案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况基本搞清了「时任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人于十一月三日进京参加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协调会。会议决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一律押往江苏南京审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并直接押往南京。因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来源不明的港币，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来。说他一次性行贿上百万港币。这在当年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周北方与邓二公子邓质方关系好到“一笔难写两个‘方’ ”的地步。所以曹克明听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飞赴北京星夜进中南海向尉健行请示：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资案本身“还是扩大范围继续查下去? ” 问题是，尉健行哪里做得了这个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重点内容是请示如何处置周北方。结果“众常委们在会上无人敢就周北方问题上作主”只是达成了一项“立即成立中央调查组”的会议决定。 李敏被捕供出邓质方的把兄弟周北方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邓家。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怪事便是被称之为邓小平的“助听器”和“留声机”的邓榕突然活跃起来。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说的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南京之后没过几天”，邓榕便开始频频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这个邓小平三公主邓榕“不高调对外曝光还好”，一经亲自出马「周游列国高调宣传她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第一卷之后，她在“文革”中揭发“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大字报被张贴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公开网站上，直到数年前《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仍然还被允许保留在新浪等网站上。笔者数年前从新浪网上某博客的坛子里查到其推介文章的前言中介绍：邓榕“又名萧榕”小名毛毛“建国后1950年生”是邓与卓琳生的最小的女孩。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在这份大字报中邓榕无情揭发说：“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邓榕还在大字报中把她父亲邓小平在家里给她下达过“黑指示”的细节情况详细揭露：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 邓榕当时还揭发她的父亲说：邓小平积极支援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以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以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运动以来‘邓小平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邓榕还在大字报后面的内容中沉痛检讨说：“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顺，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自邓榕“文革”中揭发批判“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大字报被“好事者”全张贴之后 ，关于她“文革”中参与红卫兵暴行是当时她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一位女副校长被活活打死的施暴者之一的罪恶历史也被一步步深挖出来并对外曝光。 卞仲耘全家照。（网络图片） 题目为《“红色公主”邓榕涉打死北京首位文革罹难者》的综合报导中介绍说：被中共政权自己宣称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文革”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副校长卞仲耘活活被女红卫兵学生暴力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难者。事发当时，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当时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卞仲耘死后她要求医院做尸体解剖，“要医生证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终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据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是参与行凶者之一。”死于文革中的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也隐晦暗指邓榕参与用脚狠踢卞仲耘的头部。此书在中国大陆被禁。 邓榕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里“邓榕写到当年邓小平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卞仲耘的家人发现“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时隔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未被昭雪的卞仲耘是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卞仲耘当时实际上是学校最高负责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干的女儿都就读这所中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当时的“高级干部”也就是如今被 称之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 林莽“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在《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的场面为：“卞仲耘和其他校领导被游斗时，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们被迫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这些“走资派”的两旁都有女红卫兵押著，大多戴著“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还手执著头端钉著铁钉的长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她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发出干裂的声响。反复地打。被打者发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 女红卫兵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著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著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凶狠地用穿著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当年卞仲耘的学生。几十年来她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个对外公开报导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记录了卞仲耘遇难经过：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开始被暴力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在强迫劳动中，被乱棒横扫，遍体鳞伤。她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们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暴晒于烈日下几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后，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附近的邮电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姚监复日后披露“卞仲耘被打杀当晚”，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对方，以后只能讲卞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说被打死的。至2006年“导演胡杰以卞被打死事件为题材拍摄纪录片”，内地安全部门竟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读过邓小平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人都可能会产生一个“借父亲邓小平之名宣传自己”的印象，但邓榕自己事先肯定也没有预料到她如此行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勾起了知情者对她早年恶行的回顾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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