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晏子敘錄》載：「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

【人民報消息】晏子名嬰，戰國時齊國宰相，據《晏子敘錄》載：「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晏子春秋》裏記載近百條晏子屢諫齊君、啓人心智的故事。以下爲其中的三個故事。 景公賞無功罪有司 景公有一次欲賞賜國中的寵幸之人，決定給予萬鍾之賞的有三位，千鍾之賞的有五位，命令三出後，主辦會計的官員卻堅持不辦理。景公大爲震怒，下令要免除會計官員的職務，可命令三出後，執法的官員又抗命不從。 景公爲此很不高興，向晏子說：「寡人聽聞，君王治國，對喜愛之人獎賞他，對厭惡之人則疏遠他。如今寡人對自己喜歡之人不能賞賜，對討厭之人又不能疏遠，實在失去了君王應有的權力啊！」 晏子聽後回答：「晏嬰聽說，君王言行正確，大臣依命行事，此爲順服；君王行爲乖張，大臣卻仍唯命是從，此是叛逆。如今君王厚賞那些讒佞阿諛之人，卻要官吏們言聽計從，不得違抗，此是君失正道，臣失其職了。先王最初立下愛而當賞的標準，是鼓勵行善；立下惡而應罰，意在嚴禁殘暴。過去夏、商、週三代帝王之所以能興王天下，是因爲凡有利於國家的，就愛而賞之，賢良之士便越來越多；有害於國家的，就惡而罰之，邪僻之人也由此改過遷化，惡跡消滅。因而天下大治，百姓和睦。可到了國勢衰危之時，末代的帝王懶散怠慢，日常生活只知放蕩淫樂，對順從己意就愛之賞之，違背己意便惡之罰之，如此愛惡顛倒，善惡不明，使得邪僻之人越來越多，賢良之人排擠在外。最後使百姓們妻離子散，國家也危敗覆亡了。如今，君王不能揣度古聖先王興王天下的原因，又不能觀察衰世惰君亡國敗家的真相，臣只怕君王如此濫施賞罰，一旦大臣們不敢據理力爭，便有社稷傾覆，宗廟危亡的後果啊。」 景公聽聞此言，立即明白自己的過錯，說道：「寡人着實不知，那就依照官員們的安排去辦吧。」這樣，凡從前於國中寵幸之人的濫賞濫支的公款，經過了審慎的檢察後，節省下十分之三。 莫悔之已晚 魯昭公流亡到齊國，齊景公問道：「你年齡很輕，何至於如此呢？」昭公懊悔地回答：「在我年少的時候，人多愛護我，我不能夠體察感恩；人多諫諍我，我又不能採納改進。因此，內無輔助之士，外無輔佐之臣。內外真正能輔助我的沒有一個人，諂媚阿諛的卻又很多。這種情形，就像秋天的蓬草一樣，其根孤立，枝葉雖美，秋風一到，就根拔葉脫了。」 景公聽了也很感慨，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於是轉告晏子，並且說：「假使能讓他再返回自己的國家，豈不就成爲像古代賢君一樣的人了嗎？」 晏子聽後卻回答：「不是這個說法。愚昧的人多懊悔，不肖的人自以爲賢德。這就等於溺於水中不問深淺，迷失道途卻不問路徑。一旦陷溺水中不能自拔，然後再探問深淺。迷失道途已不知方向，過後再問路徑。這就好像國難臨頭了，才急着鑄造兵器；喉嚨噎着了，才急着掘井取水。縱然是疾力從事，但爲時已晚，已經來不及了。」 昭公流亡國外才開始悔悟，然而已是悔之莫及。 和顏納諫 有一天，晏子退朝後，再進見景公說：「君王在朝時，態度是否過分威嚴些了呢？」景公聽了說：「在朝聽政，態度威嚴，有何妨害於治理國家呢？」 晏子回答：「在朝聽政，如果態度過分威嚴，臣下便不敢進言了。臣下不敢進言，在上聽不到諫言，則下情無法上達。爲下無言，可以說形同啞巴；居上無聞，可說是形同聾子。大臣無言，君王無聞，這不算妨害國家大事，又算什麼呢？況且，合升斗的微數才能滿倉廩，合絲縷之細微才織成帷幕那麼長的布。泰山雖然很高，卻非一塊石頭而成，是累積無數土石，然後才由卑而高。天下所以治平，也非用一士之言。國君在朝聽政，對大臣的進言固然有聽受而不採用的情形，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 景公上朝時態度過分威嚴，卻不知當有這種威嚴之態時，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態。當君王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大臣就很難放心進諫。於此，上情不能下達，爲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下情不能上達，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聾啞，便會妨礙國計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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