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志敏。他们告诉我,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是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两条甬道,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砖蓝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烟呢?名曰“荷花”,每包1角5分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开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押,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窑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浑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秋后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绛。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广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增加集体收入,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问,‘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年初夏,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交往就要一年了,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作为地主,大山总是自责呢。邀请过几次,他总是笑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何必要喝酒呢。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 近平怔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雪里蕻炒肉、莲藕片、花生米和凉调菜心。主食呢,就是涮羊肉。没有专用火锅,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权当涮器。虽然器具简陋,但材料却不含糊:麻酱、韭花、蒜末、香菜、酱豆腐一应俱全。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炭火红红,蒸气腾腾,几杯小酒下肚,话题也热烈起来,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文化局下属剧团、新华书店、文化馆、文保所等七家单位,三四百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情况复杂,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却长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局长!” 大山惊呆了。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分管领导,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大山成熟稳健,刚直正派,不仅善写小说,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但大山不是党员,无意仕途。不过,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于是,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并获得了通过。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近平说:“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还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 大山难以置信:“可是,我不是党员啊。”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正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