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习近平夫妇和贾大山合影。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志敏。他们告诉我，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是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两条甬道，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砖蓝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烟呢？名曰“荷花”，每包1角5分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开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押，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窑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浑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秋后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绛。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广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增加集体收入，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问，‘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年初夏，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交往就要一年了，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作为地主，大山总是自责呢。邀请过几次，他总是笑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何必要喝酒呢。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 近平怔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雪里蕻炒肉、莲藕片、花生米和凉调菜心。主食呢，就是涮羊肉。没有专用火锅，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权当涮器。虽然器具简陋，但材料却不含糊：麻酱、韭花、蒜末、香菜、酱豆腐一应俱全。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炭火红红，蒸气腾腾，几杯小酒下肚，话题也热烈起来，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文化局下属剧团、新华书店、文化馆、文保所等七家单位，三四百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情况复杂，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却长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局长！” 大山惊呆了。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分管领导，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大山成熟稳健，刚直正派，不仅善写小说，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但大山不是党员，无意仕途。不过，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于是，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并获得了通过。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近平说：“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还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 大山难以置信：“可是，我不是党员啊。”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正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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