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徐怀谦是一位极具责任感的媒体人，对美好社会有着向往，但体制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屈服于现实。他没有留下遗言，在《以死作证》中他曾写道：“死是一个沉重的字眼，然而在中国，在很多情况下，不死不足以引起社会重视，不死不足以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

徐怀谦的死，让很多大陆媒体人士触景生情、伤心不已。包括《青岛文学》杂志副主编韩嘉川、作家徐坤、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中青报曹林、著名撰稿人任卫新等在内的新闻界名人纷纷发帖表达沉痛心情。

资深媒体人赵仙泉：“当年邓拓自杀，今天徐怀谦也自杀。同情！”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只有人间，才有抑郁!我的同姓人、三百年前是一家的徐怀谦先生，天堂里一定没有抑郁症！”诗人田荞：“在这个压抑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开怀大笑……无比沉痛！”

网上留言中更多谈到的是徐怀谦之死的真实原因和谁是杀手的问题。

“谁是杀手？有人可能说是抑郁，可谁又让你患上了抑郁？”“长期被说谎会导致精神崩溃！”“中国事情，知道太多就会伤人害己。”“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是想用生命来抗争醒世吗，安息吧，你的灵魂解脱了。”

六四前夕，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北京多家主要报社编辑、记者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运动，他们曾打出“首都新闻界，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的横幅，在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中引人注目。

二十多年过去了，透过徐怀谦之死，人们看到在中共新闻严格控制下，作为新闻界、特别是为官媒服务的人士依然处在“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的悲哀处境中。然而，这并非悲哀的全部，新闻界人士要承受的精神负担可能远不止这些。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共官方最大通讯社新华社在各国设有分社，并派驻地记者。其工作表面是报导新闻，实际都在做些什么呢？

2011年末，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外交部长的国会秘书鲍勃‧德克特与新华社多伦多分社首席女记者施蓉的调情电子信遭曝光，被称为“暧昧信门”。对此，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法登曾表示，新华社是中共情报机构，接触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加国多位政坛人物也警告说，新华社虽名义上是通讯社，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情报搜集机构，加拿大政客与之打交道时最好多留一个心眼。

前不久，加拿大自由作家和记者鲍瑞（Mark Bourrie）透露，他的工作是利用记者身份为新华社充当间谍，暗中监视中共的异已人士，如民主人士、法轮功团体等，并收集情报，反馈北京。鲍瑞曾为加拿大几大主流报社撰写文章，也曾是新华社渥太华分社全职记者，当他发觉被利用充当中共间谍、收集情报时，他从新华社辞职。

身为加拿大自由记者的鲍瑞，对新华社说拜拜不难，可作为大陆新闻人士，要想摆脱中共间谍网阴影谈何容易。可悲那些中国优秀知识份子过五关、斩六将，千难万难，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却要他们当间谍做见不得人的事，幕后生涯能使人心生晦暗，精神长期受到压制，其痛苦对徐怀谦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怀谦也曾羡慕那些自由撰稿人，感叹自己无法脱离体制，因为那样做就得“举家食粥”了。对于徐怀谦之死，除悲伤、同情之外，也有人认为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何不干脆勇敢地活下去，不为中共造谣惑众，大胆揭露其恶行，为民众写作，说不定反而能够冲出一条生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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