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前中共《人民日报》一名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姚海泉(译音)，在申请加拿大移民时遭拒，姚海泉及妻子、两个孩子在纽约申请移民加拿大长达八年。期间，加拿大国家安全局的成员两次与姚面谈。最终加拿大国家安全局发现，该名记者是中共间谍部门“国家安全局”的成员。让他移民，恐危害加国安全。

我这里想和大家探讨的是，类似的事件发生到底危害了谁的利益？

以前和朋友聊天时说到，从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后，很难进入到航天、军事等高端科技部门工作，而台湾和香港的华人则更有可能进入这些领域。据说，这是不成文的规定，目的是防范大陆人将情报偷给中共。观察我的社交圈子，也确有台湾人在美国宇航局（NASA）工作，而鲜少大陆人。这种怀疑和不信任，在现实中，框窄了大陆华人的就业机会。而一些被发现的大陆华人担当间谍事件，则更加深了这种观念。

拿施蓉和国会议员间的暧昧信来说，几乎所有西方媒体报导都引向“间谍门”，而被指亲共的中文媒体则一再淡化“间谍门”，尽可能将它引向普通的“婚外情”。按照国人的思维模式，一定会认为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浏览一下有关中共对海外中文媒体渗透的资料，对中西媒体报导相悖的现象，又会有不同的解读。

大家可以参阅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总监法登（Richard Fadden）在2010年6月22日晚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的相关报导，也可以看一下经济学家何清涟写的《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靠岸”》，我在《逐步揭开中共海外秘密行动的盖子》一文中，也有相关论述。

目前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在海外的间谍活动呈多样性并呈上升趋势。

国人有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间谍哪个国家都有，中共输出千八百个间谍又如何呢？天下乌鸦一般黑。怎么说呢？不可回避的是，中共奉行的马列也好，一党独裁也好，都和西方民主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向左。归根到底，中共的间谍获取信息的目的和西方间谍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西方各国间是合作的关系，和中共间则类似敌我，不可回避两种制度似油、水，在治国、民主、人权等主要理念上不能相容。也正因为此，中共从来否认自己外派间谍，因此绝对不和其他国家进行间谍交换，在中共间谍被捕后，命运就最悲惨。

看清了这些，我们回头再看一些现象就不难理解，比如，在加拿大可以感受到，加拿大人看到美国制造业上升会高兴，美国经济的恢复，会增加加拿大人的就业机会。相较而言，中国和加拿大一样也是美国的出口大国，美国经济的下滑，势必影响到大陆对美出口。但是大陆人不但不忧心，反而幸灾乐祸，真是“恨其不衰、盼其速死”。对美国的政治打压心态超越了对自身经济衰退的担心。以911极端事件为例，世界贸易中心倒塌的那天，世界一片哀鸿；反观大陆论坛，欢呼雀跃，炮竹声声。10年后的今天，虽然有些大陆人开始从人性角度反思，并言“道歉”，但是这种声音太过微弱，大陆官方媒体和主体民众依然噤声。

如果说中共的间谍门事件频出影响到谁的话，在海外的大陆华人是第一受害者。

前几年，一位在多伦多居住的朋友曾经就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爆料中共间谍一事发牢骚，说北美论坛上大家都骂翻了天，因为陈用林的“千名间谍”说让有些人感到如芒刺背，也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给自己进入大公司设了障碍。但是这些人是否想过，不是曝光间谍行为的人危害了大家，而是间谍行为的本身和间谍所听命的“党”。只要这样行为存在，早晚都会浮出水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也。骂陈用林又有什么用呢？

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大家都去指责曝光偷窃行为的人，却对“偷”的本身听之任之。都说中国假货横行，人人自危，然而这种现象得以存在并被不断发扬光大的本身，正是放任小偷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自己的利益被出卖的时候，还在帮忙出卖者数钱，这种现象该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