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片由奧斯卡最佳影片《爲戴茜小姐開車》（Driving Miss Daisy）的導演布魯斯‧貝爾斯福特（Bruce Beresford）執導，耗資二千五百萬美元，分別在北京、休斯頓和悉尼三地拍攝，歷時兩年多製作完成。

影片預訂於8月6日在美國全線上映，並於5月7日首先在「洛杉磯亞太電影節」上與洛城觀衆見面。由於此前李存信的自傳已經風靡全球，前來洛杉磯市中心獨立影院欣賞該片的觀衆早早就在大廳裏等候，熱情可見一斑。

電影從李存信抵達休斯頓機場開始，用超越時空的手法將李存信在在山東農村以及北京舞蹈學院的成長曆程和美國的留學生活交織在一起：一個本應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卻是高樓大廈林立，人民生活富裕；而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中國，農民連地瓜幹都吃不飽。凡是中國部份的對話全部是中文（配英文字幕），且有大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語言。

有些國人看到這裏可能會說這又是老外在醜化中國—— 專拍中國過去貧困落後的一面，不管現在的中國有多麼大的發展。我卻被影片的真實所感動。爲了忠於原作，劇組特地跑到李存信的家鄉尋找外景，但是因爲當地已經被納入青島市區，過去的村子早已不復存在，他們只好在北京山區靠近長城的一個半被遺棄的小村落裏拍攝了李存信的童年。

我兒時曾隨父母到過山東老家，見識過那裏貧困落後的生活條件。那時已是改革開放以後，村子裏才剛剛通了電，家家都曬地瓜幹、吃煎餅裹大蔥，沒見過世面的孩子把「沙發」叫成 「發沙」……，所以我知道，影片是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北方農村的生活真實呈現給了觀衆，

當演到因「叛逃」美國而和家人失去聯繫的李存信，雖然在舞臺上取得巨大成功，受聘爲休斯頓芭蕾舞團首席演員，卻因爲擔心父母的安全而日夜煎熬，甚至夢到父母帶着「反革命」的牌子被槍斃。後來，他的父母在老布什夫婦的關照下得以來到美國休斯頓觀看兒子的演出，並在李存信謝幕時，由休斯頓芭蕾舞團的藝術總監領上舞臺，和多年未見的兒子重逢。

那一刻，堂堂七尺男兒當着所有的觀衆和演員的面含淚給父母跪下了，那種溶入炎黃子孫骨髓裏的忠孝仁悌，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否能理解，但是他們顯然感受到了，因爲在我的淚水抑制不住流淌的時候，我發現周圍的觀衆也在擦眼淚。

李存信的父母還算是安然度過了那場浩劫，但是他的擔心絕非杞人憂天。中共造成了八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遠遠超出了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數量，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親人被害的實例。記得小時候我就聽姥姥說，「解放」初期，姥爺就因爲被懷疑加入過國民黨而被送去勞教，最後死在路上。影片中的李存信亦曾親眼看着自己的啓蒙老師因不同意將槍桿子引入芭蕾舞而被冠以「挑戰無產階級文藝路線」的大帽子被公安抓走。

有人說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這種事早已成爲歷史，現在的中國自由多了。對此，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比喻再清楚不過了：過去中共是把人民的思想行爲禁錮在一個圈子的裏面，超越它的範圍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要遭到鎮壓。現在這個圈子縮小了，而且人民被限制在圈外而不是圈內，你可以爲賺錢坑蒙拐騙、你也可以養二奶，然而一旦你敢於涉足圈內諸如法輪功、西藏佛教、地下教會這些最根本的信仰問題，立刻會被監控、抓捕甚至虐殺。

現已移居澳大利亞的李存信已經從芭蕾舞臺上退役多年，成爲澳洲最大證券公司的亞洲部高級經理，還在2009年被評爲「澳洲最佳父親」的稱號。談到寫《毛的最後舞者》的緣起，他笑稱是因爲太太厭煩了他每次在聚會上都要向別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因此督促他寫出來。在克服了用英文寫作的困難後，他終於完成了這部自傳。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故事隨即感動了全世界的讀者。

我要感謝李存信這隻雞窩裏飛出的金鳳凰，沒有把自己的成就歸爲「黨的培養」，因爲很多中國人，哪怕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也總忘不了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實際上，在中共幾十年殘暴統治下，有多少天才夭折，有多少青春被耽誤，更有多少心靈被禁錮、扭曲。

李存信是幸運的，他在18歲心靈還在成長的時候即來到自由世界，並以自己的勇氣和毅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用親身經歷告訴了人們一個樸素的道理：「要想飛起來，你得先有自由」（Before you can fly, you have to b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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