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谎也分档次，撒完了脸红脖子粗或者作羞涩状的，大凡属于初犯。撒完了脸不改色心不跳的，可称作累犯惯犯。但这些都是“小儿科”。撒谎的最高境界是能够一脸真诚、含情脉脉对着你的眼睛、持续不断并在谎言纷纷被揭穿之后，依旧如此这般柔声细语或声如洪钟地撒，达到这个水平的委实不多。

撒谎是中共的看家本领，一天不撒谎就混不下去。当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笑眯眯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已经被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期间六十年，谎言暴力压倒了一切。无论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无论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还是“三个代表”抑或 “和谐社会”，共产党一手把中国变成一个撒谎的大国，当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变成人们的共识的时候，谎言便肆无忌惮地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始终。

还记得小的时候学过大陆的一篇课文《半夜鸡叫》，地主“周扒皮”为了更多地剥削长工，每晚半夜时分，就跑到鸡窝前学鸡叫，直至鸡都跟着他一起叫。他营造黎明假象来催促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读来生动有趣。但三十多年后，这个故事被确认为完全是杜撰的。

如果《半夜鸡叫》是文学作品，多少还可以进行一些艺术夸张。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革命雕塑《收租院》完全是有生活原型的，“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有“水牢”，水牢里还有铁笼，反正贫下中农一旦被关，要活着出来很难。原四川省大邑县政协副主席冷月英，据说就是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唯一一个人，冷妈妈那时长期在全国各地 “窜访”做忆苦思甜报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骗了两代人的眼泪。其实，所谓水牢，就是刘文彩的物品仓库，冷妈妈坐水牢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

这两件事情这几年一直对我们震撼很大。谎言为什么曾经让我们深信不疑，因为撒谎者是那么理直气壮，又是那么不厌其烦地千万次的重复且双眼死死盯着我们的眼睛。我们被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那种语境，难以自拔。在那种氛围里面，我们已经不能正常去思考，也无气力去质疑那些破绽百出的“结论”。其实，《半夜鸡叫》的故事根本站不住脚，古往今来，我们见过哪个朝代的农民是半夜去种庄稼的？他们难道都戴着美国军队在沙漠风暴中配备的“夜视镜”？如果真要是半夜干活，那不是存心去糟蹋庄稼吗？还有，刘文彩的庄园里有没有水牢，只要当地的政府移步查看一下，或者把当事人查问五分钟，半天功夫就搞定的事情，却故意作弄了近四十年。退一步讲，周扒皮当年即使半夜忽悠职工起来干活或者刘文彩把不交租的农民投进水牢，似乎都没有超过如今“黑砖窑”受害者的惨烈程度。新旧对比，总觉得周扒皮和刘文彩真是太冤了。

还有更冤的，恐怕就是西藏的“农奴制”，五十年来中共说在旧西藏“三大领主”对农奴和奴隶施行了最残酷、最黑暗、最反动的统治，还有剜眼、砍手、断足、剥皮等种种酷刑。然而，藏族学者达瓦才仁经过多年研究在《血祭雪域》一书中写到：“西藏人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农奴，而是类似契约的情况下租种田地的农民。”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认“农奴制”的说法，不少西方藏学家也不认同中共的定性。他们认为用“ 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贴切。如果因为旧西藏有过几个农奴，就把整个社会说成是农奴制，这完全是以偏概全，根本靠不住。

然而，当谎言一次次在我们身边被戳穿，撒谎者却依旧那么气定神闲，这是最大的无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撒谎者改弦易辙，相反，在大陆人们还要以极大的忍耐和心理承受力去面对永无休止的继续撒谎。当高智晟律师揭露警察对其进行惨无人道肉体折磨被报道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依旧一脸真诚、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也对着所有记者的眼睛底气十足地撒谎道：一切都依法行事，“不存在任何政治迫害或者限制自由的做法。”呜呼！难道“用牙签戳人的生殖器”也算是依法吗？

人不怕受欺骗，怕的是长期受欺骗；人不怕长期受欺骗，怕的是长期受欺骗后真被骗；人也不怕真被骗，是怕真被骗了还把真相当成了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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