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契爾說，從一個國家慶祝的方式，可以洞悉那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在目前這種謹慎和便利交織的心態下與中共打交道，西方媒體選擇把注意力自那些沒有生命力的中共官方慶祝儀式轉移開。

但假如你對那些儀式有興趣，半官方的中國網民將遊行隊伍……從第一火箭發射器到最後……全放在YouTube供人欣賞。

所有的節目都在那裏：戴着白手套、踢正步的軍人隊伍、不斷循環播放的荒謬軍樂、刻意表情呆滯的共產黨官員們，爲了顯示「人民」的參與，寥寥幾十個特別挑選的愛國市民揮舞着旗幟，空蕩的天安門廣場迴響着他們的歡呼聲。這一切是這麼地熟悉。

簡而言之，那整個就是一場冷淡的、沒活力的政治自慰。那是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手敲出的掌聲。

出於禮貌，我們西方人把目光移開。但這毫無趣味的怪異、乏味的中共官方自娛節目其實正適合我們。和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樣，我們也不想面對中共的骯髒歷史。就像心理分析家所說的：我們在互相依賴，我們在同床共枕。

那寥寥幾十位官方的「人民」代表、發出不是自發的掌聲，也太適合我們了。

我們曾經告訴過自己：自由資本主義的醜陋產前陣痛是可以忍受的，因爲它給世界帶來自由民主制的禮儀。如今西方運動處於殘餘末端，當我們依舊被中國製造的大銀幕電視吸引着之際，我們厭倦了自由民主制；因此，中共官員堅決的斷言：自由主義和民主不適合中國人，中國民衆喜歡現今的制度。對這種說法，我們也接受了。

但是在天安門外，在非官方的街頭巷間，有一些沉重的歷史包袱需要處理。

假如歷史只給予中共一次回顧罪行的機會，那應該就是：在1959年春天，中共領導人在北方刻意地造成了3,600萬公民死亡。中共看着人民受苦、死亡甚至彼此相食；即使是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中，無論是斯大林、希特勒或者是其他的戰犯頭子，他們的無人道主義與殘酷的政治迫害，規模都不及中共。這對十月一日的遊行將會是個多麼輝煌的插圖。

作者說道，「當我們試圖去探求人生的目地時，我們都有對真相的瞬間頓悟、一點洞察的光明。」他講述了中共內部個別人開始認識到中共的罪行，比如楊繼繩。

「楊繼繩是個老共產黨員，他在新華社做了三十多年的記者，如今是歷史雜誌《炎黃春秋》的副社長，這份雜誌由一批退休幹部以微薄的資金經營着。它只出版幾千份，絕大多數是賣給那些有類似想法的老黨員；楊繼繩表示：經過『三代謊言』 的洗禮，他們的良心在逐漸的復甦。

楊曾經有兩次對歷史真相洞察的機會；一次是1989的6月，當時他意識到中國的民主進程被滯留了。他的反應是祕密訪問被軟禁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並記錄一系列的採訪，這些文檔將來會納入中國的正史。

另一次機會是他以記者身份旅行時出現的。他發現了紅衛兵的檔案，發現大饑荒時期，他的家鄉有數十萬人餓死──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強制推行工業化和公社制政策的惡果。

西方也有關於中國的1959～1961年大饑荒的記載，但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是對中國大饑荒的首次詳實研究：包括上百次的採訪，數千個官方記錄。

結果使得他徹底了解了國家安全局的「遊說力量」及國安局周邊的一些流氓分子的威脅。但他並未動搖，他說，該書是給他父親的墓碑，也是3,600萬人的墓碑，和導致大饑荒的這個體制的墓碑。

中共和西方親共人士承認1959到1961年間中國發生大饑荒，但他們說這是自然災害，一如對斯大林造成的30年代恐怖性饑荒進行開脫。楊繼繩證實了西方專家的推測，毛澤東和中共導致了饑荒，他們強迫農民離開傳統農作，進入工業和集體農場。確實存在糧食短缺，但真正致命的是不分配糧食。中共的理論是，個體只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不得強調個體權力。毛澤東說：「一個指頭掉了，還有九個。」

從這個可怕的相對論得出兩個結論。一個是，正忙於自娛自樂的中共是地球歷史上人權最大的破壞者。所有世界上人權記錄最差的國家，從北朝鮮到蘇丹到津巴布韋，都是中共的朋友。另一個結論是，離中共一黨獨裁歸西之日，這日子也不遠了，收屍人將來自其內部，就像楊繼繩這樣的人。你可以說：「中國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已經出現，但還在等待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大紀元記者蘇雲、沙莉編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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