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与很多其它城市不一样，1949年的长春，当解放军游行通过这个工业城市的街道，宣告战胜国民党的军队时，没有欢呼的人群迎接他们。因为大多数的长春百姓已经在此前5个月的围城中饿死，而活下来的人们根本没有力气走出家门。

尽管解放军与蒋介石的国军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好像松了一口气，大部分居民──那些在5个月的围困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已经虚弱到无法走出户外。现年86岁的张樱花是幸存者之一，她回想起围困时饥饿夺走了她的弟弟、妹妹和大部分邻居的生命。她说：“我们只是躺在床上等着饿死，连爬行的力气都没有。”

中国的历史书歌颂这场战争，视其为内战的决定性胜利之一，骄傲的称毛的军队没有耗费一枪一炮就饿死了强大的国民党驻军。中共官方的故事情节没有透露的是，在1948年6月至10月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至少有16万平民饿死。

中共60周年的庆典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并没有为共产党壮大权力中死去的几千万同胞默哀；那些亡灵包括：数千万在内战期间死去的同胞、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国民党的支持者、其他被毛泽东为巩固权力当作敌人消灭的人。

报告文学《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写道：“长春如同广岛，人员伤亡几乎一样。只是广岛用了九秒，长春用了五个月。”该书叙述解放军胜利占领长春的历史，1989年出版后立即在大陆禁售。

4 万余人依靠吃昆虫、皮带、甚至是街头横尸得以幸存；共军占领该城时，所有树叶草皮都被吃光了。对如此灭绝长春百姓的事件没有纪念碑或纪念物，大多数年轻人对这场胜利的黑暗面一无所知。当年的幸存者现在已是七老八十，不愿意讲述这场深埋在心底的噩梦了。17岁的高中生李佳琪，她坐在长春解放纪念碑的台阶上对记者说：“我所听到的就是，长春，兵不血刃就被占领了。”

中国学者大多回避该话题，几个历史学家被问及这段历史都回绝采访。周杰文是长春一位退休核子物理学家，他通过对长春胜利的亲自考证，找到了许多细节。如果这些详情广泛流传开来，则会破坏解放军是老百姓的保护者这一名声。这些细节包括开枪射杀企图逃离长春的百姓、对蒺藜铁丝网另一侧抱着饥饿孩子的母亲的恳求充耳不闻。周先生说：“导致这么多百姓死亡是解放军造成的极大错误（准确地说应该是“罪恶”），内战中空前的悲剧。”

中共毫不羞愧的篡改历史以对自身歌功颂德。历史书将此次革命写成是因为它深得民心的自然结果。数月来充斥电视的爱国电影，把毛的军队描绘成伟大的解放者。革命不愉快的一面，比如交火中造成的无辜伤亡通常都忽略掉。

香港出版商鲍朴在去年出版了《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PRISONER OF THE STATE，在香港出版的书名是《改革历程》），从而激怒了中共。赵紫阳是被打入冷宫的中共领导，他因反对血腥镇压1989年民运而遭废黜且软禁在家16 年。鲍朴说：“中共对客观的记录历史毫无用处。中共篡改历史，将历史当作统治工具。但这需要不断的审查，而对社会造成破坏效果。”

很难量化压制真相造成的后果。许多中国人，历经了兵荒马乱、饥荒、政治迫害中长大的人们，很少表露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更不用说治愈。

香港大学教授龙应台研究了长春胜利的史料，她说，在写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有关内战的书时，她所采访的每个老兵在回忆当年的经历时都失声痛哭。“这是不可言说的国家造成的创伤，从未被注视过，从未被抚慰过。”

该书通过记述幸存者的经历反映出内战的恐怖，上个月在台湾出版，在大陆立即禁售。龙应台说：“能清楚回忆当年历史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

长春劳动公园里聚集了一些当年的幸存者，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想讲述那段故事。但在记者的努力下，一些详情还是被道出。幸存者们说，婴儿弱得没有力气哭，大姑娘给一口饭就被卖给人当老婆。毛的军队执行困城的命令，就在他们的眼前成千上万的人死掉，千村薛荔万户萧疏。毛的军队将长春变成了死城。

毛军胜利后的前几个月，允许百姓购买粮食，尽管物价奇高。入秋时，人们甚至宁肯用大金戒指换一块饼干。“最初我们吃高粱，然后吃玉米棒子芯，然后吃树皮。停食一周后，人变得困倦不堪。一旦这样，也就是快死了。”85岁的蒙清华说道。

张樱花的家庭相对富裕，但入秋时也没有东西可买了。他们撕开枕头，吃用作枕心的荞麦皮。后来他们煮了皮制品吃。当时25岁的张樱花明白只能吃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维生。“每天我们只吃一口，勉强维生，但孩子们坚持不了。”她六岁的妹妹和九岁的弟弟最终死了，她的父母几乎无法站立，努力将孩子的遗体拖到大街上。

一些老兵则后悔当年加固围困，防止百姓出逃。王军如说，中共强迫他参加少年民兵时他才15岁。后来，他和另外17万军人受命将饥民赶回城里。“我们得到的军令是，他们是敌人必须死。”

当他上大学时得罪了一个党官的亲戚，惩罚他的是劳改23年，他对革命的热情也就此熄灭。劳改释放后，他的工作是运木头。

今年王军如76岁了，他说应该让年经人了解长春和内战时期的历史真相。

（李晓宇、沙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