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说了，楼主又在恶毒攻击中国了！

不，这不是中国，是美国！时间：1904年。

如果你不坚持要我出示证据的话，请继续读下去。

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深入工厂实地了解情况后，写了一本小说《屠宰场》于1906年出版。

有一天早晨，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什么“特供中心”，而是邀请辛克莱来白宫会面，并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40年后的1942年，中国正出于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但是在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即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就连延安的幼儿园孩子们有的可以喝牛奶，有的只能喝豆浆，甚至连豆浆都喝不上！

丁玲、王实味等“知识份子”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可是毛泽东没有罗斯福那样对待“知识份子”。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共产党文宣语言的新范式。这篇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 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

丁玲不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可怜的王实味不但“尾巴”没了，脑袋也掉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食品卫生同样遭遇了100多年前美国的处境，更可恨的是成千上万儿童喝着毒奶，“人民公仆”们却依然享受着特供。有良知的百姓质疑“特供”，居然有人出来或辩护，或否认，是不是也怕被脱了裤子，“尾巴”被割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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