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童馨採訪報導，安世立說，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資格方面是絕對可靠的。

安世立認爲，除了中共以外不會有任何人會對他們的可信性進行攻擊。他說，「當然，我並不是說他們可信就意味着指控真實，而是因爲他們長久而且不容質疑的歷史，表明他們是非常有道德原則的、訓練有素的人。」

安世立指出，麥塔斯和喬高都是律師，他們在取證、調查以及證據分析方面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是獨立的，在這個案子上不受僱於任何一方。所以他們的可靠性是勿庸質疑的。

「我想任何西方人士對麥塔斯和喬高進行批評是因爲沒有讀過他們的報告。我從頭到尾完整地讀過他們的報告。我認爲證據是非常充分的。」安世立說，「我不得不得出和麥塔斯及喬高同樣的結論。」

安世立解釋說，任何了解中國情況的人，任何了解舉證基本原則的人，任何明白針對類似案例取得「絕對可靠證據」所面臨的難度的人，他們讀了麥塔斯和喬高的報告後，都會認定指控的有關證據是非常充分的。

麥塔斯和喬高說過，「很明顯當人們在手術檯上遭到謀殺時， 你不可能找到 『冒着煙的手槍(Smoking Gun)』這樣絕對的、不可辯駁的證據來證明這個謀殺案的發生。」

如果假設目前這事正在發生，有人躺在手術檯上被手術，他們的器官被取走，死了。即使這個調查員就在做手術的過程中出現，他又能發現什麼呢? 在醫院的手術室裏，一直有人在被手術，會有很多血，會有器官被摘除，有人死在手術檯上。那麼你以爲你能找到什麼呢?

有人說，中共可以像處理蘇家屯事件那樣，把證據都打掃乾淨。蘇家屯是最早發現活摘器官的地方。兩到三週後，中共讓美國大使館的人去參觀。他們看過後，說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明這種事情正在發生。有人說，他們當然找不到證據。中共利用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在美國調查員到來之前，把一切都隱藏起來了。

安世立進一步解釋說，麥塔斯和喬高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讓說中文的人扮成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打電話去中國的醫院，跟醫生說要煉法輪功人的器官供體，因爲聽說煉法輪功人身體比較健康。

當他們問中國的醫院有沒有煉法輪功人的供體時，有些醫院的醫生說：我們現在有不少他們的供體；有些說：我們原來有他們的供體，但現在沒有，打電話給廣州吧， 他們有法輪功供體； 有些說： 我們現在沒有， 但我們可以替你找到。有些還說：我們總是用活的供體，我們不用腦死亡供體。

有些中國醫院在他們的網站上聲稱，保證可以兩週以內，有些是兩天以內，找到血型匹配的器官。在活摘事情曝光後，很多這些網站就關閉了。

在西方專業從事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會告訴你：根本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限內保證找到血型相符的親和的自願供體，除非你有一個穩定的活體器官供源。

「在西方，我們有許多自願捐獻器官的人。」安世立說，「出於文化的原因，中國人是很少同意捐獻器官的，幾乎可以說是聞所未聞。中國可以說是地球上最難找到自願捐獻器官者的地方。」

安世立說，中國醫院能保持器官移植手術數量的唯一方式，就是有大量的供體等候着，他們的血型和肌肉組織型號被編入程序，至少這些信息被輸入電腦。當一個病人需要腎、心臟或者是肝時，病人會被檢測，有關的信息就會被輸入電腦，然後他們會挑選一個活的供體。這個生命還活着的唯一原因就是爲了血液配型。

「雖然麥塔斯和喬高的證據，不能像在實驗室進行實驗那樣證明某種化學的反應，也不能用電視的鏡頭來證明煉法輪功的人被做摘取器官的手術。」安世立說，「但是，我想任何有理智的人在讀過他們的報告後，都不會不確信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

安世立簡介：

科來福- 安世立(Clive Ansley)是執業大律師， 「加拿大律師人權觀察」(Lawyers’ Rights Watch Canada)的中國國家監督員，參與加中關係研究四十餘載，他本人在中國從事過律師職業十四年。同時他作爲專家證人向加拿大美國和歐洲多個國家的各級部門提供有關中國法院以及司法體制方面的專家證詞。安世立能讀能說中文，被譽爲中國通。安世立現任 「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簡稱」CIPFG”）”北美分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