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十年代末，一次我去某省出差，我隔壁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托我带些东西给他的父母。他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那个省的统战部长；母亲是教育厅长。我找到他家里的时候，确实气度不凡，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我问过讯，由他电话联系，然后陪同进入。来到一座半土半洋的小楼前，女主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一路寒暄着把我迎进屋，屋子很大，楼下有两间会客室，分冬夏两种布置，夏天的那间，全是藤制桌椅，但做得很细巧，冬天那间，一应木柄沙发，用细白帆布套着，模仿中南海毛泽东会客室的那种格调。

女主人带我在两个会客室兜一圈，也许在炫耀她的权贵，就带我上楼，直接进她的书斋，她说小三（我同事的小名），已经跟我说了，你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所以我在书房里接待你，一般我是不在这里接待客人的。书房靠墙的一边全是书橱，最显眼的一个，里面摆满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其余的都是文学著作，颇为壮观。她指着书橱说，这里只是我藏书的一小部份，我的大部份藏书，抄家时被抄去还没有发还。我细看书橱里的书，充其量只是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翻译出版社以及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新书，心中暗忖，主人的学问不过尔尔。

“你是上海来的，我跟你谈些解放上海的事，让你们年轻人知道一下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经历，你会写，可以把它记下来，作为革命教育题材。”马列主义老太太真厉害，一开口就颇有叫我做枪手，有点要我为她做回忆录的味道。

她接着说：“攻打上海前夕，我们解放军都聚集在南通，进行集训。我那时是负责破坏国民党经济的。我们在南通海面上有一条船，上面有一套苏联制造的印钞机，专门印刷国统区的钞票，然后把它放在滚动机里做旧，派人去国统区散发。我就曾经带人潜入上海，在先施公司的楼上撒钱，那才叫过瘾呢！”说到这里她笑了。

“我很留恋那时候的一段生活，那时我们吃暹罗蜜橘，抽美国茄力克香烟，下面充公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能享受。”

我那时天真，不由好奇问：“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一切缴获要归公’嘛？”

“什么‘公’？当官的就是公嘛。”她不屑道。

“上海一解放，我就跟王炳南同志进了城，负责筹建五四二厂和六一四厂，你们上海的两家造币厂就是我一手筹建的。”她接着说：“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上海刚解放，陈毅召集大家在国民党市政府开会，当时的各路英雄以山东佬的老八路为主，还有苏北来的新四军，地上冒出来的地下工作者。开会前，一位山东来的军官掏出一把缴获来的美国小手枪，向大家炫耀。一位新四军军官见了不服气，模出一把象牙柄的德国小手枪争他的风头。山东军官见了，要用自己的美国小手枪跟他换。新四军军官不肯。山东军官仗着自己一方人多，眼睛一瞪，拉开保险，大声嚷，一定要唤！那位新四军军官也不是好惹的，也拉上保险，大声回答，老子就是不换！”

我听了十分惊讶，想不到解放军进上海城跟李闯王进北京城没有什么两样，不由问：“他们打起来了没有？”

马列主义老太太摆出一副立了大功的姿态说：“幸亏我及时去报告了陈毅同志，他赶来，才把事态止住。”

记得那天马列主义老太太还谈了许多文革以及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的故事，那是七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刚死不久，老干部说话还比较大胆，真实成分也多，后来邓小平上台，来了个“宜粗不宜细”、“党史让后代去写”，于是共产党把那些年拉的臭屎又掩盖起来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到了国外，又阅读了许多流亡在海外老干部的回忆录，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已经见怪不怪了，但第一次冲击我心灵的，还是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给我讲的故事。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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