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塔斯指出，在兩場迫害中都利用當時先進的技術進行屠殺。「德國第三帝國時期，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和無法形容的殘暴行爲緊密相連，以便能更有效地屠殺猶太人。比如如果沒有無線電，就不可能有覆蓋面很大的通訊。而在中國，現代化的器官移植手術和對法輪功的鎮壓緊密相連。」

麥塔斯認爲，第二個相似的地方是人們的反應。「當人們第一次聽說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時，由於這種恐懼行爲的規模龐大和表面正常化，人們不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在活摘器官這件事情上，我們也在一定程度上經歷了這樣的反應。

活摘器官是一件非常新的東西，它不是人權迫害的一種舊的形式，或者邪惡的一種舊的形式，而是邪惡的一種新的形式。人們更傾向於相信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特別是這類殘忍的事情發生時，人們就不相信。我是在對猶太人大屠殺時代長大的人，那時人們就有類似的反應。」

麥塔斯認爲納粹的宣傳和中共的宣傳本質上是一樣的。「戈培爾說，宣傳不是建立在一個小謊言之上的，而是一個大謊言之上。不能只說一次大謊言，得經常說。而且這個謊言必須在一個封閉的，沒有人能反駁它的環境中說。中共就是這樣做的，請不要忘記中共是如何撒謊的。中共從沒有提過對法輪功的迫害，它無法否認盜取器官這一事件，因爲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但是中共仍舊否認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否認所有的人權迫害。我看到它用不同的方式經常重複着謊言。」

對於生活在中國的人們，麥塔斯認爲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網絡被封鎖，中國人很容易被左右，他說：「他們事實上是這種宣傳的犧牲品，他們很難不相信謊言，而看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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