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30分，狱警秘密的把我们从秘密的通道带回到35号的小房间。法官以“藐视法庭罪”叫我们跟他认错，但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认同这种威胁，并给法官合理的理由我们并没有藐视法庭。而我告诉法官是法官藐视了我们的权力，我们已经提出了我们的合理要求，做为法官应该公平，怎么可以知法犯法剥夺人应有的权力。难道新加坡这么穷吗？没有一间像样的房间吗？而控方律师又要以我们讲的话，拿出其它法律，如248等罪强加于我们，当时，我告诉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就是共产党！” 法官还是无理的受控以上面的指示以“藐视法庭罪”直接入监服刑两天，过后我们被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女子监狱，出狱时，我们的亲人、朋友都没有被通知来接我们，反而是被狱警秘密监视着带到监狱外自已搭车回家。

2007年1月24日早上9点30分，庭警意外的告诉我，我们已被安排在较大的16号房间，可容纳12个亲人、朋友或媒体进去。这个16号房间与35号的小房间有着天渊之别，我们可以有桌子在桌子上记录供词。我们提出了传诏李光耀、黄根成、李岚清等人，原本他又说与本案无关拒绝。我们告诉他，怎么无关，我们是有证据的，天子如果犯罪，与庶民同罪，法官的责任很大。法官又借口说现在是属于控方证人出庭供证，要等到辩方证人供证才可以提出，结果把传诏往后押。控方证人出庭供证是一个当天拍摄活动的摄影师，庭上公开当天活动的整个摄像。

2007年1月25日早上9点30分，整个盘问焦点中，控方提供录像带与当时在东陵警署的不一样，明显的剪接过，而且在录像带上还写着FLG23∕10，明显的针对法轮功，但控方证人强词夺理不承认剪接过，不承认针对法轮功。而我在盘问控方证人中告诉法官，从2005年7月份我在中领馆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这3个月中，我与陈培育几乎都在乌节路一带分发资料，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碰到李光耀并跟他讲真相，很多警察都知道我们在那，而且这个证人我见过多次，此案跟法轮功有关，而且背后是有人在操控。但所提出与法轮功有关的问题都遭到法官“与本案无关”拒之。

2007年1月26日早上9点30分，在庭上供证的是控方的第二个证人，东陵警署的调查官供证。整个盘问焦点再次针对录像带能不能成为庭上证据展开抗辩。由于当天整个活动最少有4个小时，但庭上供证的录像带才只有48分20秒。控方第二个证人，调查官还是强调录像带没有剪接过。当事人尤欣提出要给专人化验，尤欣一整天的盘问很多具体的问题都遭到法官“与本案无关”拒之，而在下午时，法官突然反问尤欣如果录像带既使剪接过对判案有影响吗？又不是说你不在录像带里面，而把你放在里面！！紧接着控方律师说如果录像带给对方拿去化验，控方也会提出化验不真实等等，这样会没完没了。出此一言，让很多人震惊，特别是法官如此对证据的不严肃。就在此时，我站起来抗议：“控方律师既然这样讲，就更应该把录像带给我们拿去化验，不能随意诬告，他已经诬告我很多次。同时我也不同意法官这么讲，问题不是人在不在录像带里，而是做为呈堂证据的录像带根本不能剪接。如果现场拍摄的人是分散的，一个个分开的，这么一剪，就可能成为集会等，那就会有很多冤案。不能这样做给后代子孙看。这是不对的，法官，我真心为你好！谢谢。”

从这几天在庭上为自已的人权做抗辩中，我也告诉法官其实法官非常袒护控方。这4天中，控方二个证人很少回答辩方的盘问，控方律师也很少讲话。几乎都是法官在接受辩方的盘问，显得非常不公正。更特别的一次，在盘问控方的第一个证人时，我问及在我发资料时，有没有骚扰到民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可是， 法官一再说“以本案无关”，同时叫我用喧哗等字眼去盘问。我问法官，为什么我不可以用骚扰去盘问呢？据我知道，构成集会要有骚扰才能成立。没想到控方律师却站起来说构成集会有三个要点：超过五个人集在一起、有共同目的及没有准证。当时我又问法官，请告诉我构成集会需要不需要有骚扰民众，还是如控方律师说的。法官支吾后拿出控状说：你们是被控无准证集会，那就与有没有骚扰民众无关。午餐后，我再问控方证人，在我发资料时，有没有骚扰到民众？没想到法官允许他回答而且记录在案。当我回问法官，为什么现在又可以用骚扰两个字了。法官支吾以对并说骚扰“与本案无关”。

在庭上的几天，控方证人讲骗话、证据被剪接过都能成为呈堂证据，既使没有证人证明证据的可靠性，如没有报警的证人等，但只要控方律师与法官一唱一合都能被记录在案成为真实的。而法轮功学员讲的现场的情况，甚至提出具体问题就被说成“与本案无关”或不准被提问等，而没有被记录在案。本案将于2007年1月29日早上9点30分续审，我将继续为自已的人权抗辩。

（原文标题《在新加坡法庭上为自已的人权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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