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哲学所工作二十多年来，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他的近着包括：《‘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 世纪》、《自由的言说》和《直面历史》等等。他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维权人士高智晟在山东被秘密抓捕，这至少在程序上不合法。

*徐友渔：道理、程序都有问题*

徐友渔说：“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预谋。这种抓捕至少在程序上是非法的行动。我估计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考虑和背景，是恐吓他或为另外一个事情做准备。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一般公民关心的是，抓高智晟有没有道理，程序上合法不合法。从这两个角度看，我看都是有问题的。”

徐友渔说，高智晟被捕后，警方有人住到了高智晟的家里，这种做法更是没有法律依据。他说：“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手法，我知道。以前他们抓刘小波也会采取这种办法，把人抓了以后，就有人到别人家里守着。其实，中国的司法当局从来没有严格遵守法律，但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像，就是那种赤裸裸的完全不顾法律，我觉得做的比以前糟糕得多。”

*未参加异议活动也受当局限制*

徐友渔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他没有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维权活动或异议运动。但即使这样，他也受到了当局在各方面的限制和约束，对此他有相当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徐友渔说：“我现在不愿意做非常详尽的描述，像我这样可能是最温和、最愿意过平静生活、最不愿意去惹事的人，实际上我受到的干扰极大。我根据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得出一条：不是你愿不愿意低调和非常理性的问题，对于一帮为所欲为的人，你的任何努力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徐友渔说，他非常同情高智晟，原因在于“你任何努力来约束自己都是没有用的。我有充份的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徐友渔的研究重点是西方哲学，但他在中国文革研究方面也有很多建树，被很多海外研究中国文革的人士公认为“文革专家”。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前一段时期，纽约有一个关于文革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徐友渔参加，但徐友渔却无法赴会。他说：“当局为此找了我很多次，发出严厉的警告。我跟当局保证，那时我在国内会有别的活动，我不会去参加。前提是我知道去也去不了。但在开会期间，单位每天给我打电话，仍然觉得我有可能去，还用这种方式来监视我。”

*中国对文革评价20年不变*

徐友渔说，当局不许他到纽约参加文革研讨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文革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中国当局对文革的评价基本上还是20多年前中共推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很大，发动了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浩劫。

徐友渔说，现在中共奉行的文革观还是建立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与其保持一致的就没事，不保持一致的就遭到压制和批判。徐友渔说，这个决议到今天已经20年，但对于当局来说，别说20年，即使200年，它能管也是要管的。徐友渔说，这也就是在大陆的文革研究人员所遇到的根本难处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