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華盛頓特區F大道800號的國際間諜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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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諜博物館創始人和館長彼得．俄內斯特 (Peter Earn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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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記者採訪的詳細內容。
記者：間諜工作的目的和作用是什麼？通常特工人員都做些什麼？
彼得：間諜，或也被稱爲祕密工作，通常作爲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一部份，有時是最關鍵的一部份，是從有了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了。因爲人們總想知道在「牆」的另一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甚至我們還是在部落時代的時候，一個部落想知道另一個部落是如何打到更好的獵物，他們是如何收藏食物的等等，所以這個部落就會派間諜在暗中看另一個部落，他們去哪裏？在哪裏聚集的等等。這種事情就一直延續到了我們今天。一個間諜通常是一個祕密工作的人，他在暗中打探、收集另一面的情況。這個「另一面」或許是一個國家，或許是一個組織。比如我們今天面對的恐怖分子，他們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組織。
記者：那麼間諜和間諜之間有區別嗎？
彼得：我工作的時期基本上是在冷戰期間，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祕密部門，可以稱爲是間諜工作了。表面上我們與蘇聯的克格勃(KGB)沒有什麼區別，間諜就是間諜，都是蒐集機密的情報。但是當我們談到國家對國家的時候，通常國家之間是有區別的，他們信守的價值觀是不同的。比如在冷戰時期，蘇聯和美國就是兩個不同信仰的國家，爲在前線的蘇聯克格勃，它執行的是這個共產黨國家的價值觀。它實行對自己人民的恐怖政策，剝奪那些我們認爲一個政府應該給予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因此這種價值觀的不同，也造成了間諜工作的不同。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看看冷戰期間的叛逃者，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間諜)因爲理念的原因從蘇聯或者它的同盟國逃到西方：英國、美國、法國或德國等等。他們相信自己是從一個類似監獄的國家逃到一個更加民主、自由的國家，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
是比他們自己的國家要好。相反，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是反方向叛逃的，幾乎沒有人叛逃到蘇聯去。因此我認爲這反映的是國家之間信守的價值觀的衝突和對立造成了這種不同。
記者：這些叛逃者的遭遇通常是什麼呢？
 原蘇聯克格勃頭目斐裏克斯．德辛斯基和他的 名言「我們實行有組織的恐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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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是否可以詳細談談你前面提到的共產黨國家對自己人民實行的恐怖政策指的是什麼？
彼得：當我們談到一個國家控制自己的人民，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會要求自己的公民們遵守國家的法律，但這些法律必須是合理的。比如駕駛執照。我們規定小孩和酗酒的人不能開車，這也是大家都明白的國家對人民的一些要求和控制。然而當我們談到共產黨國家對自己人民實行的恐怖政策，我們指的是那些大規模的抓捕民衆僅僅因爲他們是某一種類型的人，指的是對法律的否定和踐踏，對相當數量的民衆人權的侵犯。這是我們稱爲的國家恐怖主義。
記者：陳用林先生說他是因爲不願意再參與對法輪功民衆的迫害而離開的。而有些人指責他是爲了留在西方不願回國。對此你如何看？
彼得：如果僅僅是一個逃離者說他是因爲什麼原因而離開的，你或許會有些懷疑他的說詞，但如果有很多逃離者說的都是同樣的話，而我們又有很多證人證明確實是在發生人權侵犯的事情，那麼我們就可以有相當的理由說，是的，他是因爲人權侵犯的原因而離開的。也正是因爲如此，我們有很多獨立的人權觀察機構，美國政府也每年作出人權報告。
記者：你是否與那些逃離者有過接觸，你了解他們是怎樣的人？
彼得：我們間諜博物館委員會現在的委員有一個就是過去蘇聯克格勃最年輕的將軍克魯根。他也是克格勃祕密情報機構的負責人，一個級別很高的克格勃官員。當蘇聯剛剛開始解體的時候，他是與葉利欽一起推動蘇共解體的成員。在蘇聯解體之後，克魯根將軍來到美國爲他自己和家人尋找新的生活。我曾經和他談過很多次，我問他對於曾經是共產黨的一員，在共產黨中服務多年的感覺。他講到當初促使他加入共產黨的是他們所宣揚的目標，如人民平等，沒有剝削等等。但是他後來發現蘇聯是僅僅由少數幾個人操控的，不斷對人民犯罪的政權。所以他選擇了離開那裏。我還認識許多叛逃者，他們的感覺是受騙上當了。對他們來說，要升職成爲官員，你必須是共產黨員。雖然共產黨舉 共產主義的旗作爲指導，但他們發現在現實中卻不是那麼回事，那些掌權的人僅僅是象利用宗教一樣利用共產主義的說詞，把人們吸引過來，但卻他們卻完全不是象他們說的那樣管理國家的。他們確實感到受騙了。
記者：謝謝你接受採訪。
彼得：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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