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就退党大潮、原中共官员陈用林等公开脱离中共,揭露中共,以及成立审判中共国际司法委员会等相关问题,大纪元记者辛菲6月14日采访了老资格民运人士、《网路文摘》主编徐水良先生。 徐水良先生主要兴趣是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兼及其某些专业理论及策略科学,以及民运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并全面批判毛泽东、列宁、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退党潮是中共崩溃前的征兆 徐水良先生表示,退党大潮是中共崩溃前的征兆,对中共的打击很大。陈用林等公开脱离中共,是中共内部崩溃的征兆,特别是外交人员崩溃的前兆,对中共,尤其是中共的特工势利、庞大的间谍网,有很大的威胁作用。 陈用林的事件同时也说明退党大潮的发展会冲击到中共的核心势力,连中共外交人员都看不惯中共的作法了,出于个人的正义感,脱离中共,投到人民这一面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是明智之举,而且起了一个带头和号召的作用,预示着更大规模的脱离中共的集体行动。 我们应该尽量帮助他们,一定要支持他们,要让他们的行动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胜利将会鼓励更多人效仿。 徐水良先生表示,中共已经非常不得人心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九评》,把中共的罪行集中在一起,用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广泛传播,造成很大的声势。再加上这些媒体的朋友、退党服务中心的朋友的努力,各界朋友的配合、支持,以及老百姓的进一步觉醒,出现了退党大潮,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众望所归。 退党大潮对中共打击非常大,是中共崩溃前的征兆。当年东德人往西德跑,前苏共垮台前,一大批党员退党,这都是中共崩溃前的预兆。中共破坏和毁灭中国的文化、人心、精神、道德,如果中共再这样统治下去,那中华民族就要被毁了。中共的崩溃是必然的,而且时间不会长。 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党 徐水良先生指出,人们一想到邪恶的政党,往往都首先想到纳粹,其实中共的邪恶程度远远超过纳粹。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党,对中共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仅仅从以下三点都可见一斑: 1。中共与纳粹不同,完全是由前苏联策划组织起来的汉奸卖国党。,一开始就出卖了中国大量的领土和主权,出卖中国的利益,一切为了前苏联的利益,无偿保卫苏维埃,及到现在,中共和中共贪官,每年还把成千上万亿中国人的血汗和财富转移到海外。 2。中共屠杀和害死的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远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杀人总数。 3。中共的腐败是铺天盖地的,贫富差别悬殊,这都是纳粹党所没有的情况。 中共比纳粹党更邪恶,比纳粹党对世界的威胁更大,如果中共达到一定的力量,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把全世界都淹没在其屠刀和魔爪之下的。 中共应受到国际清算 徐水良先生表示,纳粹已受到全世界的清算,那比纳粹更邪恶的中共当然也是要受到制裁和清算的。 中共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卖国组织,不仅对中国人犯了罪,而且对全世界犯了罪,朝鲜战争、东南亚战争等等所造成的破坏,都有中共的一份。中共在世界各地都支持恐怖组织和暴力机构,而且通过政治压力和经济利诱,毁坏西方文明、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安插间谍,将其罪恶渗透全世界,将其黑手伸向每一个角落,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中共犯的罪太大了,远远超过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而且现在根本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在倒退,那所受的惩罚一定会比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的更重。如果明智一些,也许处分会宽一点,但是中共是非常不明智的。 退党自救救国 徐水良先生表示,对中共的审判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凌架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根据中共自己的法律,它都是犯了大罪的,中国老百姓已经都认清了中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犯罪组织、一个土匪集团,当然要进行清算和审判,判了罪,就必须要受到惩罚。如果犯了罪可以不受惩罚,那法制的权威和精神就没有了。 徐水良先生指出,审判中共建立也可以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罪行,促进退党潮。用退当这种和平的方式结束中共的统治,使中国走上民主,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情。历史上跟随中共的都没有好下场。中共党员退党,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将来清算中共时,他们就不会受牵连,退出来了,就不应该受惩罚了,他们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中共不是一个一般的集团,而是一个犯罪集团,中共不仅拒绝改革,还用残酷镇压和屠杀,来对付中国人的改革要求。中国老百姓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再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退出中共就是退出中共犯罪集团,退出犯罪集团,就不再为它承担罪责,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自己、国家、全人类都有好处。 徐水良先生简历 徐水良先生,1945年1月出生于浙江富阳。1963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在浙大期间,由于反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浙江代理人而遭迫害。及到1970年,浙江方面还三次派人到南京抓捕徐水良,因许世友将军下令有关方面给予保护,才未被抓走。徐水良和他的浙大同学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不断抗争。之后在继续反对王洪文等四人帮的同时,开始宣传民主理念。 由于对文革及大量社会问题的迷茫,从1967年起,徐水良开始刻苦钻研理论著作。(此前,从1960年起开始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性学习)。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徐水良开始认识到:“问题不在其它,问题在于制度,在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此后,开始准备一篇全面阐述有关问题的文章,最后定名为《反对特权》。 1974年3月2日,徐水良与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南京以大字报形式公布《战斗宣言》(约五千字),集中阐明中国处于大变革时期,中国的“问题不在其他,在于制度”,当时新华社江苏分社对此事写成内参,并附大字报全文。这是迄今看到的,文革后期最早最直接以民主为诉求的大字报。 其后,南京两个朋友接受徐水良观点,一九七四年五、六月,铅印三千份四开小报,在南京街头出售,着重谈反对特权,反对专制腐败,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权力制衡如公检法分开等问题。这是最早关于民主和法制的提法。 1975年9月11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贴出数万字的四份大字报。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理论体体系,阐明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随后,江苏省委派出七十余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限制徐水良的行动自由,组织各工厂及大专院校对徐水良进行批判,但遭到南京制药厂工人强烈抵制。著名的南京大学,也以“批判徐水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为名,拒绝参与。官方的批判遭到失败。 1975年11月27日,工作队在论战一再失败的情况下,终于指使看管徐水良的人,制造事端,将徐水良关进监狱。在狱中,徐水良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低头,并在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入狱后,要他们不要屈服交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继续反对四人帮,预言半年到十个月内四人帮将遭到失败,同时又对毛的一些错误进行批判。这些话被公安部门整理成材料,因此其后被长期戴背铐,开始时戴紧铐,手肿得像馒头,手铐几乎完全陷入肉中,及到四人帮垮台后,才拿下铐子。 四人帮垮台后,社会各界强烈要求释放徐水良,但已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许家屯认为,徐水良虽然是反对四人帮的,但比四人帮更坏,因为徐水良要求实现民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1978年4月还从拘留转为逮捕。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由浙大领导派出的代表,浙大团委书记,与南京事件被捕朋友一起,在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释放徐水良。 1979年1月17日,徐水良平反出狱。出狱后,徐水良回到浙江老家休养一段时间,不久后,即投入当时的民主墙运动,并自然成为南京事件被捕人员及江苏、南京地区实际负责人。1981年5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狱,入狱后,徐水良坚持自己观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以后又写了两万多字《批判四个坚持》的长篇文章,请公安局上送中央。1982年4月,以“出版非法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被判刑十年。在狱中,徐水良继续撰写了许多文章。 徐水良两次入狱,家属也受牵连,父母失去生活来源,处境凄惨。妻子怀孕刚两月,当局先是强迫离婚,强迫堕胎,遭徐妻拒绝,并引起制药厂职工对当局公愤,当局改而对她进行批判,撤销职务,开除团籍,下放袋子组从事手工劳动。所幸工人市民普遍同情,大大抵消了当局对其妻儿的迫害歧视。1991年5月,徐水良刑满出狱,出狱后,一再寻找工作,在公安局干扰下,一再失去工作,1995年并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徐水良先生主要兴趣是进行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兼及其某些专业理论及策略科学,以及民运理论,经过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并全面批判毛泽东、列宁、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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