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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 老红军至死未摆脱对共产党的恐惧 我生长在一个军人的家庭中，父亲是红军，现已离开了人世。母亲从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父母的婚姻是由“组织”上决定的。当时父亲是外科医生，在彭德怀指挥的军队里工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了，从此就一直被压制着，直到他逝世。父亲很怀念彭德怀，几次想进京看望他，但共产党的党性束缚着他，划清界线，怕受牵连，而不敢去看他。 我小的时候，曾多次听父亲说，在那战争的年代里，士兵们上战场打仗，回来时已寥寥无几。这些战士们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却是被逼、被骗来的，他们都是年仅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一些“老战友”刚刚还一起，转眼间，却因一句话被定罪为“反革命”，被就地枪决了。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司空见惯了。我问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只是说“不能多说话”。我问他这样做对不对，他只是无奈地说“没办法”。有时候，我说话中如果带有骂这个党的某个人时，他便紧张地说：“小声点，要杀头的。”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近八十岁了。我跟他讲，“法轮大法好” 他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 他一直担心着我，“少出去，外边很紧张。”我说都是“江鬼”一人搞的。他却说，你不能说这个党中央不好，“共产党是伟大的” 他告诉我，你还是少回来好，少说话，保重自己。他虽然也知道这个党是个暴党，杀死了很多人，但他不敢说，因为他经历的太多太多。无数的好人被这个党杀死，不管你做过多大的贡献，都是“逆我者亡”。只要你说错一句话，就会被关进监牢，定为“反党、反革命” 而被杀头。 我的爷爷、奶奶被日本人杀害了。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我称他为伯父，伯父早期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斗中负了伤，被父亲救了回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叛徒”，被所在单位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抓、批、被关、挨斗、受尽了折磨。虽然他为人很好，同事们对他也很好，但也保不住他。被关在看守所里，他们在看守所里放一条绳子，逼伯父上吊。但我的伯父很坚强，他没有自杀。文革后期，他得了病，加上精神上和身体的摧残，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老八路常唱“共产、共匪、杀人如割草。” 我母亲在13岁时，就从家乡出来参加了八路军。母亲小的时候，家境很好，学的是《三字经》等。但在1949年建国三个月后，共产党就急不可待地着手于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母亲从那时起就背上了“地主成分”。所谓的地主、富豪，就是有钱、有财产的人。母亲的家里，祖上创下的产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共产党提倡的是越穷越革命。当时“组织”上让母亲划清界线，跟地主阶级彻底决裂。母亲只好违心的划清界线。也因为是地主出身，所以她在军队里一直申请入党，但最终也没入成。那么母亲为什么要入党呢？因为“只有入了党，才能提干、才能升官、发财。” 记得在我小时候，母亲常常唱着一首歌，我只记得第一句的歌词：“共产、共匪、杀人如割草。” 她也讲到小时候，红军、八路军、常常光顾他的家，大人孩子都吓得躲进地窖里。一听说“红匪、红胡子”来了，就吓得躲起来。“红匪”一进村里，挨门挨户，要银元，要东西，不给就抢，再不给就地惩罚、枪毙。跟土匪一样，烧、杀、抢、掠，目的就是要给银元供养红军，直至你家破人亡。当时我很天真地说：“妈妈不可以这样说，共产党不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吗？红军、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军队呀！怎么还能抢、杀老百姓呢？”母亲总是望着天真的我，摇着头说：“你千万不可以到外边去说啊！要杀头的。” 母亲虽然和她的地主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划清了界线。但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儒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她懂得连鸟儿都知道要“反哺”的道理，更何况是人呢？她也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古人的像黄香温席的故事。这些古老的文明、文化传统的美德她没有忘。母亲在家里是老大，她有近十多个弟弟、妹妹。共产党搞的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如土地革命、大跃进等等，外公家的财产全被共产了，母亲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只要有可能的话，每个月都想办法寄钱给家里，赡养老人、帮助弟弟、妹妹。当然都是偷偷摸摸，写化名、寄钱到出身好的亲戚家，然后转交到外公的家。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听说的。 原来母亲的“表哥”是外公 接下来，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当时已快上小学了。土地改革，使得中国的农民苦上加苦。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外公一家和村里的农民一样，挖野菜、吃树皮，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母亲的一个弟弟也饿死了。有一天，母亲收到外公托人稍来的一封信，说外公得了重病，如果不医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很着急、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最后我外公以母亲表哥的身份来到了我家。（因母亲表哥家的成份是贫农）我只记得，外公是爸爸背回来的。已不能走路，双下肢浮肿，头也肿得大大的。我不知道这是谁，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吓得躲在母亲的身后。母亲称他表哥，也不能送去医院。幸好母亲在军队的医院里，找了几个叔叔、阿姨来给外公治病。等到外公的身体好了起来，又赶紧把他送回老家。因村里的共产党干部不让他离开久了，是被看管的地主分子。我是在外公快要离开我家的前两天，妈妈、爸爸才告诉我，这是我的外公，这时我才知道，我虽然没有爷爷，奶奶，但我有外公，外婆，还有众多的舅舅和阿姨，但这些亲戚是不可告诉外人的，只因为他们过去很有钱，是地主。听说，他们从来没有欺压过别人，他们的财产是祖代传下来的，是正当的生意人。建国三个月后，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运动，它鼓励无田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而且明确的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广泛的划阶级，定设成份，给全中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社会中倍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村的党委、支部。党支部下达的旨意，他们也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姑姥姥给我下跪 讲到这里，我想起在我们家曾发生过这样的一段故事：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因我父母都是军人，我年级小没有人照顾，母亲就让她表哥的妈妈，我的姑姥姥来照看我。姑姥姥家是贫农出身，她带着她的孙女来到我家，孙女也上学了。就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难免就发生一些小磨擦。姑姥姥的小孙女因被母亲说了两句，就躲到房间里又哭又骂：她骂我母亲是大地主婆，说母亲在村里欺压她们，现在又来欺压，剥削她和她的奶奶。当时的我，是最怕别人骂我们是地主的，因为当时觉得生在地主的家里是一种耻辱。再说，她们在我家有吃、有住，每个月还有工钱，怎么还可以这样骂我母亲呢？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连姑姥姥和母亲都惊呆了。一向柔弱文静的我，这时又蹦又跳，不许她骂我母亲，不许她揭示出我是地主出身的孩子，这种一等“残民”的孩子，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母亲说我是把几年来一直压抑的情感全部爆发出来了。我说我不要这个地主出身的妈妈了。这时母亲只能含着泪对我说：“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我就这样一直闹着。姑姥姥低声下气的劝我，让我原谅她的孙女，说她不懂事。我还是又哭又叫，不听劝告。最后，年近六十岁的姑姥姥跪下来，向我磕了三个头。我一下愣住了，不知所措……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我把所挣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了我的姑姥姥。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 我家族的经历正如母亲所唱的那首歌 ：“共产、共匪、杀人如割草！”，中共对其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 (大纪元【九评征文】一个老红军家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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