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近日悉尼大纪元办公室还不断收到读者的反馈，询问辛灏年先生何时再临澳洲，建议能多安排几场讲演。并希望主办单位早出版演讲全文，及销售现场录像VCD。

下面是应听众要求，根据录音整理的问答，以飨读者。

问：我想问一下，从什么地方来分析共产党败像？应该怎样看？作为海外华侨，应该怎样支持中国大陆人民？海外华人应该怎样来对待中共政权的崩溃？

辛灏年：我非常愿意回答这位前辈的提问。

第一条，中共的败像主要在哪里？第一是它驱壳虽在，灵魂已死。它今天看上去很貌似强大，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驱壳，可是，它的信仰，它的主义，它的历史，它的前景是完全暗淡的，死去的。一个人重要的是灵，法轮功学员也在讲这个灵嘛，这个灵很重要，这个灵就是灵魂，这个灵就是思想，这个灵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追求，这个灵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的前途所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因为它灵魂死了，剩下一个驱壳，驱壳一旦死了，它就彻底灭亡了。

第二，它的根本的败症，就在它26年的改革开放，它造成了一个没有办法治愈的腐败。梁启超先生当年说过清政府的一句话，叫“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因为政治一腐败，人民就不可能满意。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无非做二件事，一个是分权于民，一个是分利于民。

26 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却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党族之上，而且利益越来越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官之上和与权力有关的人身上。它造成了社会的极度的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极度倾斜，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古典的知识份子的言论当中，我们就能看到，“不患贫而患不均”嘛，社会危机已经无可避免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里隐伏着，发展着。所以，其它的东西太多了，其它的败症太多了，我们在承认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以外，只要有人不忽视它的腐败成早就超过了改革开放的所有其他成就，你就可以相信它的崩溃是必然的。

问：我想请教一个小小的问题，关于五四运动，我最近读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我就发现遇到了一个台阶。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这里有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五四运动对我们传统的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您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上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答：谈不上讲解，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提得再好不过了，这是一个长期在困扰着中国的知识份子的问题，甚至在困扰着我们向前走。我简单的回答你。

首先是概念问题的澄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没有太多的联系，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先生曾讲过的，辛亥之后中国人民的一次“饱爱共和厌弃专制”的运动。面对着袁世凯紧锣密鼓的利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些专制的文化成份来进行帝制复辟的时候，人民因为饱爱共和厌弃专制而掀起了一种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他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不是从1915年5月4日开始的，这是其一。

其二。新文化运动，他具体有二个内容。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面，本来就有一些白话文的作品，被官方的文学界所承认。到了1915年，为了反对袁氏复辟，反对专制复辟，而掀起对自身文化重新认识的时候，我们先进的知识份子才意识到，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他们所写的文章。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和正在向我们中国飘传过来的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白话文运动取得了成功。

紧接着又是什么取得成功呢？是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本来是几个留学生在美国写了二句歪诗，什么“文学革命其时矣”之类，这个风吹到国内时，正好和要求反对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在文化战线上要求反对专制文化的运动相结合，便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发展。为什么白话文运动成功在辛亥之后？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发动在辛亥之后？为什么新文学成就产生在辛亥之后？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知识环境，创造了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内条件和环境。而这些东西跟1919年暴发的五四运动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其三，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没有任何主义来领导来主持的运动，他只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是因为第一次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要在巴黎和会上被迫把德国人占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占有，我们的北洋政府都不愿意签字，（北洋政府虽然不愿意签字，但也不敢拒绝）学生因此而暴怒起来，掀起了一场爱国运动，要求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签字，要求惩办那些卖国的北洋政府的官员们，三个所谓卖国贼，这才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这个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关系呢？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有一点，因为新文化运动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因为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运动和文学运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知识认知的条件。所以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就从学生运动的范围里突破开了，在中国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掀起了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在晚清就送来了。1903年，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在中国已经出版了很多种了。“民报”上就介绍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没有关系。

其四，毛泽东非要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划在1919年，为什么划在1919年？因为正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的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在这是毛泽东的话。其实就是在学生商人都走上街头，抗议卖国政府，要求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以支持学生运动的时候，也有工人上街游行了。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政党，如果工人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里还没有出现的话，这个无产阶级先锋政党从哪里出生？从哪里出现？

我讲到这里，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你很多部份的内容，我现在下个结论，“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拿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台阶和舞台。拿五四运动时所谓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作为自己创党的理由。所以它把爱国民主运动偷梁换柱似地变成了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文人们，我们的现代史学家们就接受了共产党这个所谓概念。把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起来。他的后果就是你讲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造成了我们对传统的反叛， 造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我们对中国传统知识的批判和彻底否定。

其实，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本意，他也不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内容，他是马克思反封建的概念被人从欧洲搬到中国来进行宣传的一个结果。因为马克思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德国是个封建分裂的国家。

可是我们的秦始皇在2千1百年前就已经“废封建，置郡县”，汉武帝的时候，又用“众建诸侯，削藩和推恩令”彻底的解决了封建制度。完全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君主平民制度。中国的反封建，2千1百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五四新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共产党把自己否定传统，否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身上。我们的知识份子真的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谢谢。

问：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它的垮台而攻打台湾，你认为可能吗？作为台湾人士积极声援中国人退出共产党，让它加速垮台，还是保守的观望，那种方法才是上策？

答：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台湾人民能够支持大陆号召共产党人退出中国共产党，那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这是台湾人民对整个中国民主进程的奉献和贡献，不仅高兴而且感激。

我现在谈谈共产党会不会打台湾。我想在座的大陆朋友都会比较理解，台湾有多大？中共北京政权有多大？这二个东西对共产党哪个重要？如果打台湾，收复台湾能够造成中共北京政权的危机甚至于丧失失政权的危险，共产党会打吗？邓小平死的时候有5个工人到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哀悼邓小平，离英雄纪念碑还有几百米，5个武装警察扑上去，按倒在地，撕掉花圈，拷上手铐就抓起来，为什么？破坏稳定。

2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女孩在北京东郊晚上被强奸致死，她同班上的二十几个同学要求开个追悼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下命令给北京大学不准开追悼会，因为会有不稳定的因素。你想一想，一个20几人的追悼会和几个工人给邓小平送花圈，都可能造成共产党不稳定的惊慌，它还敢把49年已经中断的内战重新挑起来吗？1996年共产党放空心的飞弹时，美国之音采访我我就就说过一句话，此话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现在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三句话：“死都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台湾人民不必要担心了。

问：我想请问辛先生，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您认为最需要的是什么？遇到最大的障碍的是什么？

辛灏年答：你说今天中国走向共和革命的最大阻力是什么？那当然就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嘛！最需要的是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民主奋斗、共和奋斗，和自己的前辈们联系起来，我们要吸收那个原本就属于我们的历史政治资源，而不能轻易的把一百年前中国人民为了共和，特别是辛亥前后几代人为了共和，曾给我们形成的、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丢在一边，然后就自称老大的说“就是我开了天下，就是我开了共和”的。这么（想下去）和走下去，我认为这也是16年来海外民运在一定范围内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只有资格要求自己去做一个推进共和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在心里想着，是我开创了共和。这是专制心态，不是搞共和。

第二、我虽然不是民运人士，但是我对他们也很有感情。有一些（我以为）不正确的地方，当然我不会公开说，但我背后对他们说过很多。我有一个感觉，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在革命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情形。这些派别呢，也会利用权力来进行争夺。这种状况是人类的毛病，也不是我中国一国所有，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在追求的时候，在我们已经确立了我们要“重建共和”这样一杆旗帜的时候，我以为，还是“承认第一共和比不承认第一共和好”。第一，他是现成的；第二，他是最大公约数。我认为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在争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在争第一啊。你们到美国去看看吧，中华合众国，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联邦共和国，国号一大堆，政府好几个，总统好几位。海外才多少人哪？

这共产党一倒了，中国大陆的那个专制的井盖子被“宿太尉”揭开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飞出来了，每个人都要搞一个国，每个人都要搞一部宪法，每个人都要做总统，那你说天下岂不是又要大乱了吗？所以，我们才要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和人民寻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就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减少混乱和动乱，尽快的在共产党垮台之后，在民主变革期，在走向民主道路的时候，能够减少我们不必要的牺牲。

第三、很多人以为我辛灏年写《谁是新中国》就是只为了反共。大错特错。我不是说我不反共，但我不是只为了反共。我觉得每一个有良知的、爱国的、爱民主共和的中国人都应该反共。问题是共产党垮了怎么办？共产党现在就宣扬，你把共产党搞垮了天下就大乱了，你过的日子还不如现在呢。天下大乱，中国又是军阀混战，中国又是民不聊生，又要分裂。

他就专拿这个来吓唬自己的党人，来吓唬老百姓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反共人士，反共（的目的）是要自由民主，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是要重建我们的共和国家。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共产党才56年啊，那四千九百四十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的古人早就讲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我才会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序言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寻找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学习西方各现代先进国家继承第一共和的光辉范例。为了我们在变革期能够顺利的完成变革，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共和制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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