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需要对北京这星期赵紫阳的死亡，以及中国当权者对赵的死亡所做出的害怕反应，进行更多的反省。

赵紫阳在80年代开始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赵比任何其它领导对现代中国的贡献更大，然而他的同志却让其在禁闭中生活和死亡。

北京当局的恐惧是对这位中国前总理的最大颂词。赵紫阳死后，他们立即采取严厉措施限制新闻，和限制有关赵的死亡和丧事安排的评论，这些说明赵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所为仍然具重大影响。

在天安门广场当赵紫阳请求和平和民主的示威者回家时，他啜泣、道歉和表示哀痛。赵知道但没说他在政治局已失去地位，政治局正在准备调动军队进入北京街道执行枪杀的命令，用以禁止民众继续公开示威抗议。

当年天安门屠杀后，欧洲激烈地批评中共，并以武器禁运来制裁北京的恶劣行径。而今天的欧盟却在巨大的商机诱惑下失去了记忆，德国大臣斯高如得（Gerhard Schroeder）和其他人对有北京签署的巨额合同可谓望眼欲穿，而北京则暗示这些合同将是欧洲取消武器禁运的抵押。

西方世界不应该以放弃中国人权作为“合同”的代价。那会背叛赵的人文主义的遗赠。赵的人文主义生动地活跃在中国，中共政治局紧张的沉默足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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