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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仪、注重风俗的国度，这一点基本无人持异。但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东西都曾被当作“四旧”而横加鞑伐。有一个阶段，就连汉民族最最讲究的春节也不让过了，说那是封建习俗。你一定要过吗？也可，那就在前面加个“革命化”吧，把一干人强行组织起来，要么开“五类分子”的批斗会，要么学习“老三篇”，要么参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去扫厕所、挑大粪。 这一页当然早就翻过去了。现在不仅什么节都让过了，而且又冒出了许许多多一般人根本闹不明白的“节”和“日”。我想，用不了多久，一门新的学问──节日学，就会应运而生、乘势成林，一批专门研究节日的专家也会像我们所独有的“红学家”、“政工师”一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登上社会舞台亮相，由他们来专门地研究节日的数目、起源、变迁、礼仪和各自的繁文缛节以及未来的大趋势等等。在不远的将来，当有人踌躇满志地掏出一张印有“主任节日师”、“高级节日师”头衔的名片时，你千万不要少见多怪地露出惊讶之态。追昔抚今，同样，一个事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搞不懂。也罢，故且搁置不表。 某些经营创收本领特别过硬的新闻单位，是从不会放过任何创收的由头的，连“５１８”这么偏僻助残日多能拿来煽情。中国有多少残疾人？据说跟贫困人口差不多，数千万。这个数字不得了，比很多小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依照在中国生活大半辈子的常识来推论，只要重视哪一块儿了，肯定是那一块出毛病了。前些年为什么创建了个教师节？因为那时教师是弱势；这几年为什么重视记者节？因为记者总挨打、总当被告，动辄得昝。但无论咋说，给以千万计的残疾人设个助残日，总是好事情。我闹不懂的是，某些人的思维、习惯上，不，主要是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意识上太成问题。此话怎讲？且听下表： 湖北武汉有一个叫舟舟的智障者，往白了说吧，就是老百姓家常话中的傻子；这个舟舟虽然智力不健全，但得益于父母都是文艺团体的业者，从小出入舞台、剧院、排练厅，久而久之，一听到音乐声响起，就会跟着旋律手足蹁跹，舞之蹈之，貌似投入地学着指挥的样子摇摆起来。以后呢，记者给他写了报道，电视台给他拍了专题；更有热心人给牵线搭桥，借外国的一个知名指挥家来华演出之际，让舟舟登上真正的演出舞台，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指挥瘾。这些都是事实，由不得你质疑。大凡一件事，无论再难办，只要有那么一大帮尽管动机各异但目的绝对相差无几的人，倾力去操纵和运作，又岂有办不成之理？舟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名人”。然而，舟舟是不是成了真正的指挥家呢？他能不能靠这门技艺自食其力呢？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我不懂指挥艺术，但仍凭着常识推理，那绝对应该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智商正常的很多人经过专门训练，都难以得其真谛，何况弱智之舟舟乎？而那些痴迷于包装舟舟的人并不理会这些，他们只在乎完成自己的报道和节目，把舟舟“推”成“名人”即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这个权钱至上的时代，我们除了敬佩权势者外，也不得不向精明的商家报以崇拜的目光。成了“名人”的舟舟，就被眼光独到的商家和同样有做生意目的的但却号称是“喉舌”的媒体，纳入视野而派上了用场──最近，某家大电视台就在反复播着弱智舟舟同志的幸福生活：舟舟莫名其妙地笑着，五官表情呈现出无限的怪诞，然后迈着将军般威严而夸张的步履走向舞台，煞有介事地“指挥”了一阵子。当然，这段录像还配有以下解说：“２３岁的舟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然而，由于社会的关爱，他却获得了与世界级大师同台演出的机会”云云。接下来自然是提醒大家“５１８”是助残日，希望大家都来关心爱护残疾人了。 关心爱护残疾人──这个目的，肯定没有错。而我想说的是，为了泡制关心爱护残疾人这剂爱心“猛药”，为何一定要选择已经“成功”了的舟舟做“引子”？很多人都清楚，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境况凄惨、无人理睬的残疾人，在中国城乡随处可见；不需要做专门的调查和访问，只要坐火车出过门的人都目睹过。要想唤起社会的良知、公众的爱心，是拍一些断肢缺臂、流落街头的老人、儿童好呢，还是拍西装革履、快乐无比地登台“献艺”的舟舟好，从感染力和客观效果上，谁都明白选择后者才是高明的。但是，媒体和商家偏偏选择了前者。这，正是笔者认为耐人寻味的地方。
中国有多少像舟舟这样幸福的傻子，勿需争论，极少、极少；大多数傻子都是生存得很艰难的，起码是不幸福的。这是国情，是基本事实，决不是有意抹黑和污陷。正如鲁讯先生所言：“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决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见《花边文学谩骂 》)。那么，媒体和商家在提示社会和公众助残时，为什么不去选择最大多数的境况凄惨的残疾人的“真实”，而非要选择极少数幸福的舟舟的“真实”呢？这就是我上面说过的，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和意识上有问题。如果孤立地看舟舟做残疾人“形象大使”这一件事，是十分简单和浅浮的，假使我们透过“舟舟”现象反观左右、触会贯通，就很容易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必须说出真相时，是筛选和敲定已浮出水面的有所谓的正面积极意义的“真相”。你能说他不是真实的吗？不能。至于水下的那更多更多的一大部分是什么样子，不说，甚至是永远不说。这就是选择部分真实者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选择部分真实和全部真实，不仅仅是个方法论问题，更是个认识论和世界观问题。１８９６年，大清重臣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满怀惆怅地说：“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 摘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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