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中國人是一個很忍耐的民族，這種忍耐不僅表現在物質上的刻苦耐勞，更表現在對外來不公與壓迫的極端忍讓，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反抗。因此，那麼多法輪功學員在4．25大規模到北京請願，當然更值得人們深思。

通過對網上資料的分析，至少以下幾點是很清楚的：

第一， 法輪功在1999年之前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新聞出版署與中宣部1996年禁止了法輪功書籍的出版，並收繳封存已出版的書籍；官方媒體，如《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出現攻擊批判法輪功的系統跡象；同時公安部門出現侵害法輪功學員合法權利的行爲，如江蘇、遼寧以及山東等一些地方公安局出現強行驅散煉功羣衆，對煉功羣衆非法拘審、關押等行爲，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通知，對法輪功進行定性定罪名。

第二， 1999年對法輪功的打壓，北京高層有很大的不同意見。在公安部《通知》對法輪功進行定性後，大陸曾有135位社會知名人士聯名致信江澤民與朱鎔基，由北京大學法律系一位教授執筆，闡明該文件違反中國憲法、違反中國法律的。他們很快收到時朱鎔基的回覆，表示公安部不應該去找法輪功的麻煩，應該抓社會治安問題，法輪功這些年給國家節省了大量的醫藥費。1998年5月國家體育總局對法輪功進行調查後，肯定了法輪功對社會穩定、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作用。98年下半年，以喬石同志爲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對法輪功進行了數月的詳細調查和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第三， 4．25的直接起因是「天津事件」。1999年4月，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博覽》發表文章攻擊法輪功，引起法輪功學員前去澄清，出版社開始態度很好，但後來變臉，天津公安局出動防暴警察毆打法輪功學員，導致學員多人流血受傷，45人被抓捕。在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輪功學員：公安部已經插手，要釋放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必須北京授權。天津的公安還告訴學員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第四， 公安部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之前的行動了如指掌，而不是像國內媒體所說的毫不知情。CCTV用來揭批法輪功的錄像表明公安部門對法輪功學員從何處開車進京，何時從甚麼車站下車，經甚麼路口向信訪局步行彙集，都非常清楚，並安排了攝像記錄。

第五， 法輪功學員出現在中南海是因爲值勤警察的指揮。法輪功學員起初去的是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到國家信訪辦公室所在地，屬於上訪。從錄像片可以看出，有武警在隊伍前指揮。據親歷現場的法輪功學員講述，警察先把一支學員的隊伍從馬路東口引到西口，然後又指揮著隊伍，由北向南緩緩地向中南海正門行進。同時，另一隊學員則被指揮著浩浩蕩蕩地迎面由南向北，朝著這一隊伍走來，兩行隊伍正好在中南海正門相遇會合成一隊。 所以，這種「包圍」是警察主動引領，法輪功學員聽從指揮而形成的。

由上述情形可見，北京中央高層一直有不贊同鎮壓法輪功的開明意見，但卻因爲某種原因沒有落實到相關職能部門。當法輪功代表4．25面見朱鎔基，朱說：「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學員代表都愕然表示不知道 （石採東語）。顯然，他的批示被截住了，這樣的決定當然必須公安系統的最高權力者才能做，那就是羅幹。當然羅幹如果沒有得到最高權力者江澤民的某種暗示與默許，也不一定敢做。因此，對法輪功的打壓是江羅的蓄意，執意要拿法輪功開刀。法輪功學員的上訪則是被動、被迫的。

同時，從4．25的整個前因後果來看，中間蹊蹺頗多。何祚庥引用的關於法輪功的不實案例早已被內行人知曉，北京電視臺曾承認這次節目是建臺以來最嚴重的失誤並播出一個關於法輪功的正面消息作爲糾正，但何作爲院士，不惜名譽再次拋出誹謗文章，只能解釋爲別有目的。何是羅乾的連襟，羅幹長期以來一直苦於無法找到法輪功的罪證，何的文章當然可以提供「有力」的打擊證據，而且，何發表文章是在公安部《通知》稱法輪功爲「邪教」但卻沒有查到甚麼任何不利於法輪功的證據、而朱鎔基、體育總局、喬石得出正面結論的時候，因此何此時發表文章強烈的挺羅涵義。

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已經插手，而天津公安竟然建議學員去北京，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做法。既然上頭讓他們採取強硬態度，對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下面公安哪裏還敢煽動百姓？即使是一般的百姓到北京上訪事件，也會被地方死死擋住，因爲那會影響到他們的烏紗帽。而天津公安製造了「天津事件」這樣的大案，還敢告訴羣衆到北京去？最合理的解釋是公安部以及上層放話讓他們這樣做，去告訴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來，甚至出版社態度突然變得強硬，公安突然動用暴力，本身很可能就是爲了把事情鬧打，把法輪功逼到北京來。因此，天津事件中的一系列發展，應該就是公安部的一個圈套。而讓那麼多民衆出現在中南海，這事非得羅乾點頭不可。

沿路警察對那麼多已經研判 （根據CCTV的錄像）是要上訪法輪功學員的羣衆絲毫不加阻擋，中國百姓甚麼時候有過這等好事？那不明擺著事設下陷阱讓法輪功往裏頭鑽嗎？

事件發展到最後，當越來越多法輪功學員聚焦到府右街時，警察不是把法輪功學員往更偏僻的街道衚衕趕，卻把他們引領著沿中南海外圍排開，完全違背了慣常的警衛保護機要地帶（中南海）的常識。中南海的高官可能讓這樣的糊塗無知警察來保護那片區域嗎？那些警察有那樣的豹子膽去開這種玩笑嗎？這種完全不合邏輯的「糊塗無知」，恰恰說明了中間的陰謀。而這種陰謀，當然應當追訴到公安部的最高決策層，甚至是更高權力者，那就是羅干與江澤民。

也許有人懷疑策劃者是否敢冒這種風險，讓那麼多人去「包圍」（官方媒體語）中南海，但如果考慮到公安部已經充分調查過法輪功，知道這些人不會鬧事，不會出甚麼大亂子，反而可以藉此機會乘勢把法輪功一舉打下去，策劃者又有甚麼不樂意的呢？

4．25當天，當朱鎔基出來接見代表後，天津被關押法輪功學員被釋放，問題得到初步解決，法輪功學員隨即散去。從法輪功學員的和平理性合作的態度，充分反映了這一事件不是因爲這些普通百姓有甚麼不良表現或居心而導致的。而如果對法輪功的打壓不是一再升級，98年公安部沒有內定法輪功爲邪教，如果朱鎔基的批示沒有被截留，如果不是天津公安動用暴力把事情鬧大，如果不是天津公安告訴學員只有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如果沿路公安在路上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阻攔，如果警察沒有把法輪功學員支離府右街，如果警察沒有引領法輪功學員排到中南海外圍．．．．．． 中間任何一個「如果」出現的話，4．25所謂的中南海事件都不會發生。但是那麼多完全可以發生、而且應該發生的環節，竟然一個都沒有發生！這中間，不可能是職能部門的一再失職，而只能是一個嚴密「部署」（何祚庥語）的結果。中間部署異乎尋常的大膽，反映出最高權力者江澤民及其主要幫兇羅幹一定要置法輪功於死地的強烈意圖。因此，4．25事件是江澤民個人意志的產物，是江羅一手製造的結果。

因爲自己製造出來的4．25事件，江羅不得不繼續防範民衆的請願伸冤，讓這個本來極其普通的日子變成一個特殊敏感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當局的敏感日清單在不斷地加長。現在不管是當局對學生、對百姓的強力打壓而形成的特殊事件日，還是高官偶然逝世日，或是中共認可的各類歷史紀念日，還有中共自己倡導的各類慶祝日，都漸漸成爲當局的忌日。但現在的最高權力者對民衆的恐懼與擔心實在是到了臆想症、神經質的地步，對於任何自己擔心無法控制的力量，都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要進行強力打壓。因此，4．25,5．25,6．25．．．這樣的敏感日還會出現多少，外界實在難以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對百姓的時刻防範，絲毫不會給那些權力者帶來任何更多的安全感，而只會適得其反，讓相關職能部門難負其重，不堪其累，益發加重權力者恐懼感與危機感。這是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情？！

部份參考資料：

石採東：4.25 朱鎔基帶我們走進中南海
http://www.dajiyuan.com/gb/4/2/15/n467333.htm

李一鳴：「中南海事件」背後的陰謀
http://www.epochtimes.com/gb/3/9/5/n370529.htm

明慧資料網：4.25和平上訪
http://package.minghui.org/zhenxiang_ziliao/ziliao_huibian/425/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