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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记录着江泽民那想像不到的罪恶(多图)
●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陈桂棣介绍说,他和他的夫人春桃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他是九岁离开的农村,春桃是十一岁离开的农村。他们的亲戚都在农村,所以逢年过节都回农村。因为有几件事情触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决定写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写“三农”,也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据联合报报道,作者在引言写道,「一次,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家,全家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块钱就过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的那几年」;「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的摊派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还是住在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连屋瓦都买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九四、九五年陈桂棣夫妇拿到了三个涉农案中的其中两个──丁作明案和王营村案的材料,这两个案件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越来越发现农村的穷困和压在农民身上的沈重负担,于是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 “看到的远比写到的严重” 于是陈桂棣夫妇以记录大陆农村税费改革和推行的过程为主,花了三年时间在安徽、河南、河北等农村进行调查采访。
据中国时报报道,书中还透露,虽然中共中央政府对农民的税费负担有明文规范,但是,要钱的地方小干部却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养一头猪,要交钱;盖房子,要交钱;种粮之外又种花生,要交钱;添了拖拉机,要交钱。除此之外,干部喜事丧事乃至添儿添孙,农民也会被迫出钱。交不了钱,就会有吆三喝四的收粮队上门扒粮、搬柜、牵牲口。此外,书中也列举了若干农村干部如何弄虚作假的实例。 江泽民九八年视察小岗村就为一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为一九七八年农民首先自行农村改革的著名地方,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后,这个农村仍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但是为了迎接江泽民,小岗村突然改天换地:新盖一所小学;建造一座自来水塔;县委、县政府为家家户户住房刷上涂料;又为每家每户建造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平地而起;村支部的办公室,也装修美化;家家户户还装上了电话,不收费;全村设计出了四十套新房子;一条四公里的水泥路两边光秃秃,县林业局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趁夜抢运,当天入土,种得整齐漂亮。 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 然而陈桂棣却感叹道:“我们看到的远远比我们写的严重。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让城市人民理解了。现实的复杂原因,有时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 ● 来自对立面的压力
“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著什么,这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春桃向记者表达了她的忧虑,“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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